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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公司销售误导责任追究指导意见》的通知

保监发〔2012〕99号


各保监局，各人身保险公司：

　　为进一步强化各人身保险公司对销售误导问题的责任追究力度，有效遏制销售误导行为，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会制定了《人身保险公司销售误导责任追究指导意见》，现予印发，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保监会
　　　　　　　　　　　　　　　　　　　　　　　 2012年10月23日




　　人身保险公司销售误导责任追究指导意见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各人身保险公司对销售误导问题的责任追究力度，有效遏制销售误导行为，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销售误导，是指人身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以及办理保险销售业务的人员，在人身保险业务活动中，违反《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通过欺骗、隐瞒或者诱导等方式，对有关保险产品的情况作引人误解的宣传或者说明的行为。

　　第三条 人身保险公司发生销售误导问题，应当进行责任追究的情形包括以下方面：

　　（一）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二）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下发监管函或者监管谈话等监管措施；

　　（三）因销售误导问题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

　　（四）其他因销售误导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或者造成系统性风险的情形。

　　第四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重大群体性事件，是指因销售误导问题引发50名以上投保人集体上访、静坐或其他过激行为，或者因销售误导问题引发人身保险公司或其代理机构一个营业场所内同时出现30名以上投保人集中退保，以及其他中国保监会认为应当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突发事件。

　　重大群体性事件分为三个响应层级。其中，三级响应是指因销售误导问题引发50名以上100名以下投保人集体上访、静坐或其他过激行为，或者人身保险公司或其代理机构一个营业场所突发出现30名以上100名以下投保人集中退保，或非正常退保金额超过3000万元；

　　二级响应是指因销售误导问题引发100名以上500名以下投保人集体上访、静坐或其他过激行为，或者人身保险公司或其代理机构一个营业场所突发出现100名以上500名以下投保人集中退保，或非正常退保金额超过1亿元；

　　一级响应是指因销售误导问题引发500名以上投保人集体上访、静坐或其他过激行为，或者人身保险公司或其代理机构一个营业场所突发出现500名以上投保人集中退保，或非正常退保金额超过5亿元，或因集中退保金额巨大导致保险公司出现支付困难，以及其他影响较为恶劣，中国保监会认为应当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突发事件。

　　第五条 依据本指导意见应当进行责任追究的人员，是指销售误导行为发生之时，对销售误导行为的发生负有责任的保险公司从业人员，包括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是指指挥、决策、组织、实施或者参与实施销售误导行为，或者指使、教唆、帮助、直接或者间接授意他人实施销售误导行为，以及有直接管理职责，但未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或纠正，对销售误导行为的发生起直接作用的有关人员，包括保险公司从业人员及营销员。

　　间接责任人，是指在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未能有效制约或防范销售误导行为的发生，对销售误导行为的发生起间接作用的有关人员，包括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间接责任人。

　　其中，经营管理人员是指对应当进行责任追究的销售误导行为及直接责任人负有管理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及部门负责人。其他间接责任人是指对应当进行责任追究的销售误导行为负有业务管理、流程制约、审计监督等间接管理责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部门负责人。

　　第六条 保险公司进行销售误导责任追究，应当按照“责任明确、程序合法、权责对等、逐级追究”的原则，根据销售误导问题性质、情节及损失程度，综合考虑社会影响，在摸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相关人员承担的责任予以追究。

　　第七条 保险公司进行销售误导责任追究，可以根据公司实际，综合采取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和经济处分等多种方式。

　　其中，纪律处分由轻到重依次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职）、撤职、留用察看、开除。

　　第八条 对销售误导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属于公司员工的，按规定程序和标准追究其责任；属于非员工的营销员，按照合同约定追究其责任。

　　对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标准不应低于对同一行为的间接责任人的追究标准。

　　第九条 对人身保险公司总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间接责任，参照以下标准进行追究：

　　（一）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限制在全国或者某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收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行政处罚的，或者系统内一年内发生1起及以上因销售误导原因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且响应等级为一级响应的；或者发生3起及以上因销售误导原因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且响应等级为二级响应的，应当对总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降级（职）以上处分，分管负责人记过以上处分，主要负责人警告以上处分。

　　（二）总公司本级一年内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3次及以上监管谈话、监管函或者其他监管措施，或受到监管部门1次及以上警告或罚款行政处罚的，应当对总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降级（职）以上处分，分管负责人记过以上处分。

　　（三）系统内一年内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监管谈话、监管函或者其他监管措施达到一定数量时，应当对总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责任追究的具体标准由各人身保险公司总公司规定。

　　第十条 对人身保险公司分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间接责任，参照以下标准进行追究：

　　（一）分公司辖内各机构一年内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收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行政处罚，或者一年内发生1起及以上因销售误导原因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且响应等级为二级及以上响应等级，或者一年内发生3起及以上因销售误导原因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且响应等级为三级响应的，应当对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降级（职）以上处分，分管负责人记过以上处分，主要负责人警告以上处分。

　　（二）分公司本级一年内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3次及以上监管谈话、监管函或者其他监管措施，或受到监管部门1次及以上警告或罚款行政处罚的，应当对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降级（职）以上处分，分管负责人记过以上处分。

　　（三）分公司辖内各机构一年内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监管谈话、监管函或者其他监管措施达到一定数量时，应当对分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责任追究的具体标准由各人身保险公司总公司规定。

　　第十一条 对人身保险公司中心支公司及以下层级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的间接责任，参照以下标准进行追究：

　　（一）中心支公司辖内各机构一年内发生1起及以上因销售误导原因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且响应等级为三级及以上响应等级的，应当对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降级（职）以上处分，分管负责人记过以上处分，主要负责人警告以上处分。

　　（二）中心支公司本级一年内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2次及以上监管谈话、监管函或者其他监管措施，或受到监管部门1次及以上警告或罚款行政处罚的，应当对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降级（职）以上处分，分管负责人记过以上处分。

　　（三）中心支公司辖内各机构一年内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监管谈话、监管函或者其他监管措施达到一定数量时，应当对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责任追究的具体标准由各人身保险公司总公司规定。

　　第十二条 其他因销售误导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或者造成系统性风险的情形，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根据损失和危害程度比照上述标准进行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实行事业部制管理、集中化管理或者业务条线管理的保险机构，根据权责对等的原则，按照上述标准，追究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相关经营管理责任人的间接责任。

　　第十四条 对负有业务管理、流程制约、审计监督等间接管理责任的其他间接责任人的追究，由各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参照上述标准进行追究。

　　第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形，应当从重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一）因销售误导问题受到监管部门监管谈话、监管函、其他监管措施或者行政处罚，未及时整改或者整改不力，导致销售误导问题反复发生的；

　　（二）因销售误导问题引发系统性风险或重大群体性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一）负有间接管理责任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其他间接责任人事前发现了销售误导行为并履行了相应职责，如采取措施纠正和制止违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或者主动向上级机关、监管部门反映、举报违规问题等。

　　（二）发生因销售误导问题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后采取措施主动平息事件，积极化解纠纷，有效控制事态恶化，降低或消除负面影响的。

　　（三）有其他可从轻、减轻或免于责任追究事项的。

　　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应当由上级机构研究决定。各人身保险公司总公司应当明确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具体标准和程序。

　　第十七条 各人身保险公司总公司应在本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实际，制定销售误导内部责任追究办法，指定销售误导责任追究的承办部门，明确对各类销售误导问题进行责任追究的标准、范围、对象和程序。

　　各人身保险公司总公司应于2013年2月1日前向中国保监会报送销售误导内部责任追究办法。

　　第十八条 人身保险公司发生销售误导问题应当进行责任追究的，应当于问责情形发生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各人身保险公司总公司应于每年4月1日前向中国保监会上报销售误导年度责任追究报告，汇总报送系统内上年度销售误导责任追究情况。各人身保险公司分公司应于每年4月1日前向当地保监局报送分公司销售误导年度责任追究报告。

　　报告内容应当包括上年度发生的应当进行责任追究的事项及责任追究的具体情况。对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应当在报告中特别说明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责任的原因、处理流程，并附相关审批文件。

　　第二十条 本指导意见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一条 本指导意见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试论当前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现状和对策

王胜宇


　　（一）行政立法步伐加快
　　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基本上是以“人治”为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依政策办事，依领导人的指示、命令办事，当时人们大多只知道有刑法、民法和经济法等一些法律，而不知道应有行政法；只知道司法机关应依法办案，而不知道行政机关应依法办事。直至八十年代开始，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国家开始制定法律法规，逐步以依法办事取代依政策、依领导人批示办事，及至八十年代中期仍缺乏规范行政行为、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的基本法律，行政管理的大多数领域尚无法律调整，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所遵循的仍然主要是政策性文件。此后，国家立法步伐加快，截止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近200个法律和决议，其中大多数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700多个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也制定了30000多个行政规章。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水平基本上已经有法可依。
　　（二）行政管理向法治化过渡
　　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实行依法治国方略，推行依法行政，使行政管理逐步朝法治化方向迈进。党中央领导指出：“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据统计80%的法律都有赖行政机关执行，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治国中担负着重大责任，通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执法队伍逐步树立了法制意识，推进了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有所增强，尤其在高中级行政机关，这方面的转变更为明显，更为突出；二是行政管理决策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开始注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注重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三是在行政管理的实施过程中，不仅仅依靠政策办事，而且更要依靠法律、法规、程序办事；四是行政救济渠道开通，一些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得到补救，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五是行政管理队伍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1993年8月，国务院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国家公务员条例》，各级公务员制度已初步建立，直至2006年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人事管理很多制度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行政机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国务院已经实施了机构改革，部分省、市的机构改革也已进行，整个行政机构改革正在稳步推行。
　　（三）行政诉讼制度已建立
　　我国法制史有几千年，诉讼制度也有差不多同样长的历史。但我国法制史主要是刑法和刑事诉讼史，民法和民事诉讼在国家法制史中地位很低，行政法则只是“官”对“民”的统治工具，行政诉讼几乎没有地位。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首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这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雏形。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该法自1990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58.6万余起，其中约有40%的案件原告胜诉。
　　（四）行政监督网络初步形成
　　行政监督，它是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又是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职能实现的有力保证，是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力异化的重要措施，是保证国家机关正常、协调和高效运转的主要条件。推行依法行政以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纵横交织的行政监督网络，即有以综合监督、职能监督、主管监督、行政监察等主要形式构成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又有党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团体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等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的外部监督。实践证明，有效的监督，对于及时纠正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错误行为，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克服推诿扯皮、无人负责的现象，提高行政效率，对于保障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平衡发展，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明建设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依法行政主要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我国的依法行政状况总体上已大为改观，并在逐步向良性化方向发展。但是，目前我国的依法行政还处于初步阶段，如果按照依法行政的内涵所揭示的原则要求去做，则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人治”残余思想普遍存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
　　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十多年的军阀统治、二十多年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家，使我国人治、特权思想十分严重，“官本位”观念突出，依法行政意识和公民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够强。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党和国家虽然也着手过法制建设，但人们主要是依靠政策办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法制建设被中断，国家行政管理遭受严重破坏，社会处于严重混乱状态，人们的“法治”意识荡然无存。这种先天的不足加之后天的缺陷，使得我国“人治”残余思想至今仍普遍存在，“法治”思想萌芽艰难，依法行政阻力不小。部分领导干部认为，依法行政不管用，按法定程序逻辑办事太麻烦，弄得不好还得当被告上法庭，远不如开会、发文件，甚至打电话方便快捷，因而总是抱着“人治”观念不放，习惯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置法律于不顾；有的认为，“法治”是治“民”的而不是治“官”的，依法行政就是“依法治老百姓”，美其名曰“法律是人制定的，归根到底还是人治”，因而往往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凌驾于老百姓之上，颐指气使，耀武扬威，为所欲为；有的则把法作为当前一种为“我”所用的工具，对已有利时就执行，对已不利时就抛至一边，我行我素。如此等等，致使依法行政原则难以贯彻落实。
　　（二）行政立法缺乏协调，立法工作仍显滞后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立法工作包括行政立法步伐已经大大加快，步入了法制建设的“快车道”，但行政立法缺乏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立法滞后的问题不可忽视。这突出表现在：一是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之间、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所制定的法规、规章之间缺乏协调，形成权利范围扩张，甚至相互“打架”，在执法过程中一个问题数个部门管理，并且管理不彻底，这样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二是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已不能满足当前形势需要；《行政许可法》颁布时间不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都没有法定化，造成有法但没有相对实施的条件。这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推行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三是有些法律、法规对某些行政机关设置的职权过大，尤其对自由裁量权规定的幅度过大，没有顾及到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后的法律责任，容易造成少数行政执法人员毫无顾忌地行使行政权，导致行政权的滥用，甚至是乱用。
　　（三）行政执法体制不顺，行政越轨屡见不鲜
　　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存在不顺的问题，既有部分政企不分（行政管理部门办企业），政事不分（一些事业单位行使行政职能）的问题，又有行政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缺乏协作的问题，还有部门管理交*过多，职责不消，甚至产生“利益型”（即为本部门、本单位的小团体利益）执法的问题。行政越轨，主要表现为越权执法、不作为违法、滥用行政权、乱施处罚，以及“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等。行政越轨行为，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行政机关建设都是极其有害的。
　　三、加强与完善依法行政的几点设想和对策
　　（一）更新观念，牢固树立行政法治意识
　　意识指导行动，行动受制于意识。没有行政法治意识，就不可能依法行政。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更新观念，树立依法行政意识：一是要革除“人治”思想，树立“法治”意识。“人治”是专制主义的产物，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法治”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准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摒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违法行政等陋习，维护法律权威，切实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切实维护和保障广大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二是要革除法律治民不治官的错误思想，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重在依法“治官”的意识。所谓依法“治官”，就是要依法规范行政机构行政职能、行政编制、行政运行方式和程序、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各监督主体对行政监督，使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高政府威望和行政效率，使行政管理走向“法治”轨道；三是要革除单纯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同时并重的意识。就是说，既要明确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理想目标，又要考虑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现实性，在将法律视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管“官吏”的同时，把重心转向人民权益的保障和政府的实现上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二）理顺体制，切实规范行政行为
　　这里所讲的体制，是仅从行政执法角度讲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讲求实效的思路，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存在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层级职责不清和执法交*过多等问题。为使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应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这种责任制要求各行政执法主体要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为依据，明确其在行政执法方面的权力义务；要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执法部门、从领导者到一般执法人员，逐步建立执法岗位责任制，分解落实行政执法任务，定期地、逐级逐人地、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制度考核挂钩；各行政执法主体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的配套制度，严格实行过错追究制度。
　　（三）创新制度，强化监督，努力形成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
　　《行政许可法》颁布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共清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1360余件，其中废止和修订了630余件，对行政机关清理后确定了83个国务院部门和有关单位有权实施行政许可，地方各级政府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行政体制中的矛盾和弊端。历史经验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建设法制政府，确保执政为民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只有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执法和行政人员才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增多，行政机关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大，行政权力也相应增加。权力还有摆脱束缚自我扩张的特性，因此靠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自律依法行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真正强大有效的监督体系去制约行政主体的权力扩张和滥用。可见，强化行政权力监督，是依法行政的保证。为此，我们一是要确立人大监督的核心地位，制定切实可行的人大监督法规，使监督内容、程序及后果明确清晰，便于操作，有效落实；二是要加大其它外部监督的力度。党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社会团体的监督、人民群众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都要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依法实施监督，在共同服务于人大监督这个中心的基础上形成监督合力。比如监察机关的监督，要从体制上解决监察机关的人权、财权、物权受地方行政机关制约问题，使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行使监督职权，同时应扩大下载监察范围，赋予监察权以法律监督的权威性；放宽行政诉讼的起诉资格，使行政权力受到普遍监督而得到广泛控制；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和支持诉讼的权力，以追究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又比如新闻媒体的监督，应制定相关的法律，以保障舆论机构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的权利，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使舆论监督成为行政监督一个重要渠道、重要手段。如此等等，才能充分发挥现有监督网络的应有作用，保障依法行政的公正透明切实可行。
　　诚然，我国要实现依法行政，需要进行多方面的、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和大量的探索，对于一个法制建设几十年的国家来说是在不断探索和借鉴过程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实现依法行政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所以我们必须革除一切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旧观念，必须进一步完善行政法律体系，必须理顺现行行政执法体制，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必须强化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我国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创造条件，不断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方略。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