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崇高选择/王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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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崇高选择
重庆市铜梁县公安局研究室 王泗友
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三个代表”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又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作贡献，就是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崇高选择和价值追求，“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一)共产党员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终身实践的人生理想
毛泽东在他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从此，“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就成为共产党人履行为人民服务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共产党员必须终身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全b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终身实践的指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终身实践的指南，是对共产党员是否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根本检验，是对共产党员是否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检验。只有从入党那天起，直到生命的终点，都始终不渝地忠实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酌党员，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酌事。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人民，这才是最难最难酌。共产党员要做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终身实践的指南，就要不断加强世界观的建设和改造，牢固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特别要经受住革命和建设的转折关头的考验，经受住自己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的考验。
第一，共产党员要经受住革命转折关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时期的考验。革命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两种转折关头。一种是革命暂时失败，由高潮转入低潮。另一种是革命胜利发展，由一个发展阶段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两种转折时期都是对共产：党人的考验。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真正的共产党人英勇不屈，大批共产党员壮烈牺牲，留下的爬起来继续战斗。但也有的人变节投降，或者脱离革命。大浪淘沙，反映出理想、信念和宗旨的根本差别。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折时期，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牢记毛泽东对全党提出的谆谆教导，保持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但也有人经不起考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腐化堕落现象。在社会主义建没时期，最大的转折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大多数同志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中，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的人又经受不住考验，出现了政治亡的动摇和思想作风上的蜕变。总之，每一次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转折关头，都是对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能否经受住考验，关键在于理想信念坚定与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与否。
第二，共产党员要经受住自己人生重要转折时期的考验。一个党员、干部所能遇到的人生重要转折时期包括取得成绩被重用时、遭到打击被排挤时、临近退休即将失去权力时等等，这些都是对党员、干部的考验。此外，还可能遇到紧急时刻的生死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两种表现。真正的共产党员无论自身的情况怎样变化，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顺利时谦虚谨慎努力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挫折时振奋精神从点滴做起，退休前后，“不用扬鞭自奋蹄”，抓紧时间作贡献，紧急时刻挺身而出为维护群众利益勇敢斗争。另有一些人的表现却不像共产党员，他们在顺利时忘乎所以不求进取，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受挫折时消极颓废一蹶不振，临近退休时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晚节不保，紧急时刻贪生怕死，见死不救，临阵脱逃。在人生重要转折时期和紧要关头这泾渭分明的两种行为，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已是一目了然。
(二)共产党员要使自己的一切言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既要求共产党员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终生追求，同时也要求共产党员，办每一件事都从人民利益出发，使自己的一切言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在思想上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的宗旨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一个共产党员要做到一切言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策，是非分明，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对于那些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言行坚决抵制和斗争，及时向党的领导机关反映情况，决不能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更不能站在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一边，充当保护伞。
第二，胸怀全局。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出发，来想事情、做决议、处理叫题。有些事情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有益的，但在全局看来却址不可行的、有害的，这样的事情就能办。比如发展地方工业，有的项目对于环境污染很大，对于一个小地区、一个单位来说，能够带来利益，但是对于大环境却危害很大，这样的项目就不能上，已经上马的也要从大局出发，该彻底治理的坚决治理，该下马的坚决下马，决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为了当前利益损害长远利益。有的事情在局部看来是不可行的，是有害的，但是在全局看来却是可行的、有益的，就一定要办，而且要办好。
第三，做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模范。在工作岗位要努力工作，热心服务，团结同志，严守纪律，模范地遵守职业道德；在社会生活中，要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法令，热心公益事业，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自觉地弘扬社会公德；在家庭生活中，要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尊敬老人，夫妻互敬互爱共同进步，培养下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家庭这一社会的细胞健康活跃，用家庭美德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没。共产党员要使自己的一切言行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就要坚决抵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作风。不要在单位一个样，在社会生活中和家庭生活中另一个样；在台上讲的一个样，到台下干的又一个样；在领导面前一个样，领导不在又一个样。这种“双重人格”的现象，不应该在共产党员的身上存在。
)共产党员实践为人民服务宗旨要做到在本职岗位上无
社会分工日趋复杂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在本职岗位上的工作来实现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既是社会分工中的一个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的自觉的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主要体现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进取，建功立业，无私奉献，把本职工作岗位作为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主阵地。共产党员在本职岗位上无私奉献，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对待社会分工和个人愿望的关系。首先要做到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要使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利益，服从于党的事业，只要干上一件工作就努力干好。其次，如果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明显与本人的特长爱好不相符合，也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组织上和同志们了解自己的特长，使组织上根据需要和可能，把自己安排到更能发挥作用的工作岗位。但是作为党员，不能借口工作不适合而消极怠工，也不能为谋取私利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达到个人目的。作为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部门，既要教育党员热爱本职工作，又要注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努力做到人尽其才。
第二，要有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为人民服务，只有良好的愿望不行，还必须把良好的愿望与过硬的本领结合起来，做本岗位的模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人的专业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就必须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中，一个人的奉献精神可以主要地通过牺牲式的奉献表现出来，这种精神今天也是十分宝贵和必要的，但是仅此还不够，还要有创造式的奉献。从事拄术工作的党员，要努力钻研，革新创造；在管理岗位上的党员，要研究工作规律，努力开拓创新；在服务岗位上的党员，要保证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在生产岗位上的党员，也要提高生产技术工艺水平，提高劳动效率。总之，各行各业各个岗位，都需要既有奉献精神又有才能的人，共产党员应当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
第三，要自找“麻烦”，门我“加压”。为人民服务无止境，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主动找事干，自我“加压”。优秀党员徐虎，为了方便群众，挂出了24小时服务的牌子，自己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却解决丫群众的困难。青岛市一个区公安局，为了解决群众办事难的问题，制定并向社会公开了办理户籍证件的责任制，限定时间，落实到人，受到群众的欢迎。信访干部吴天祥，为群众排忧解难不分分内分外， “包揽”了许多群众为难、领导难办的事。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不知跑厂多少路，说了多少话。这种自我“加压”的行为，体现出共产党员时刻为群众着想，乐于奉献的崇高品质，体现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性。
第四，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在本职岗位上无私奉献。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定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条件更加充分，身上的责仟更加重大，抵御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也更加重要。领导干部在本职岗位上无私奉献，主要表现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上。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和决议，做清醒的政治家；勤奋创新，勇于改革，争创一流的工作成绩，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促进派；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关心群众疾苦，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做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廉洁奉公，不滥用职权，不以权谋私，抓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做一个党和人民放心的好干部。
参考书目：胡林辉，金钊主编《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十二讲》，人民出版社，2004。
简述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 贵
土地所有制划分为土地公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两大类。根据我国《宪法》第十条、《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我国被告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体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就是国家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将其所有权权能中的使用权分离出来让与给土地使用者的一种权利转移方式，其实质是国家行使的对国有土地财产的处分权。土附表毛利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就是出让土地使用权，其一经设定即成为一种物权，在土地使用权存续期间，土地使用者在设定的权利范围内，不仅享有对土地的实际占有友，而且还享有对土地的使用、转让、抵押等民事权利，其他任何人不得非法干预。土地使用权出让具有以下特征：
1.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主体和标的物具有特定性。依据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七条之规定，出让行为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出让行为的标的物也只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对城市规划区以外的集体所有土地，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关于建设用地的有关规定，因建设需要占有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涉及家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家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据此，城市规划区外的集体所有土地未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的，不得出让。
2.土地使用权出让是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分享为基础，是以创设土地使用权这一用益物权为目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事实一经发生，国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即行分离，土地使用权成为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土地使用者直接对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3.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具有有偿性和有期限性。《房地产管理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被告国有土地有偿、有期限使用制度。其有期限性就是土地使用者对土地享有的权利，受到出让年限的限制，最高限由国条院规定；按照国务院1990年以55号令发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按土地出让用途确定：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其有偿性表现在土地使用者通过出让取得一定年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必须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代价，出让金的本质是土地所有者以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取得的土地经济利益，是一定年限内的地租。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构成除一定年限的地租外，还包括土地出让前国家对开发成本及有关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费用。
4.出让土地使用者行使权利效力的有限性。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之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被告出让、转让制度，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只是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而取得对土地的一定程度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民事权利。出让土地的使用者，对出让使用权的土地范围内的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等，不因其享有土地使用权而享有权利。
浅析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恶意
刘成江
一、民法学中善、恶意的概念界定、判断标准及其在物权变动中的适用处境
善意、恶意是行为人对他所实施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是民商法上的重要范畴。善、恶意的区分，是适用法律的逻辑结构中认定法律事实这一小前提中的内容，关系到以法律评价系争事实对于拟适用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否有作用。尽管善、恶意的法律适用起源于罗马法，但至今，关于“善意”与“恶意”的概念界定仍然是众说纷纭。近现代民事立法大多在以下二种意义上使用“善意” 一词：一是指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已的不法或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二是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再者，民法学对善意的判断有“积极观念说”与“消极观念说”两派观点，前者要求行为人在为某民事行为时“相信”其行为有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权利合法，依该说，善意无法与“怀疑”并存；后者仅要求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无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 “有怀疑”的情形并不被排除在外。善意的反面则是恶意。在民法上，关于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作为恶意无可非议，但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的情形则莫衷一是。有的学者主张“无怀疑，且尽到相当注意而仍深信不疑方为善意”，即“应当知道而不知”为恶意。各国有关善、恶意的具体认定，也存在差异。如德国民法规定受让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不为善意。日本民法则规定受让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时，方可适用善意取得，要求比德国民法要严格一些。
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即推定为善意；若能证明行为人“明知”，则判定为恶意；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即过失）的情形，可作具体分析：若行为人因欠缺一般人起码的注意，为重大过失，依“重大过失等于恶意”规则，推定为恶意；若因“欠缺有一般知识、经验的人诚实处理事务时所需的注意，为一般过失；而若缺乏极谨慎、勤勉和精细的注意，为轻微过失”；这两种情形可不认定为恶意。由此可知，善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权利基础的主观状态；恶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的主观状态“。
在物权法中，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在以下处境适用：原属A财产现被B占有（或为登记名义人），在B 无处分权的情况，第三人C与B交易并试图获得该财产所有权。在此处境，若第三人C不知道，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道（以下简称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B无处分权时，法律认定C 为善意；相反，当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B无处分权时，则法律认定C为恶意。用法律关系模型表示即：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交易相对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所有权人A与C 进行交易，则因A作为所有权人有当然的处分权，此情形下，法律无有评判C的善、恶意的需要。用关系模型表示即：A或B（即在事实所有权人A与法律所有权人 B重合的情形）（这一点特别重要，人们往往忽视其重合的情形或视重合的情形为上述：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相对人）的情形。这是造成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认知混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重点。）—C（交易相对人）。所以，对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探讨，是在A—B—C这一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的。在此关系模型中，A并不参与交易关系，交易关系当事人为B与C ，对C的主观状态究为善意或恶意的法律认定及进一步的责任追究，仅作为平衡原权利人A的静态物权保护与第三人C的交易安全保障的码键。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适用处境有二：一是属A物权客体被B自主、和平、公然占有且达一定期间，在B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自己无权占有的情况下，法律可否允许B依时效取得制度取得该物权客体；二是添附制度所导致的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情形。若添附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添附材料非属自己所有时，能否阻却其获得添附物的所有权，以及恶意在失权者债权法救济中意味着什么。
二、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认定，因立法模式不同而有不同。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弊端已成共识。目前学术界争论最大且定论难成的是，我国物权立法究采债权形式主义还是物权形式主义。反对物权形式主义者的“最锐利武器”就是：“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卖，第三人即使属于恶意也能取得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该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他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
由上文可知：探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意与恶意，非在A—C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只有在A—B—C法律关系模式中，因出现了人与物法律关系上的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才使得C的主观可责难性与否的法律考察成为可能和必要。若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而受让本属A财产，则C主观上构成恶意；相反，C不知或不应当知道，即属善意。我本人的研究认为：这些情况仅属于问题的“一般性状态”。这种一般性状态应包括“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两种情形。（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是对实际无权处分者依公示方式的有权推定，而所谓“无权者的有权推定”，就已经包涵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善意取得的概念中的“买受人出于善意受让出卖人无权处分的他人动产”，也已经表明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占有脱离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是公示公信原则得以适用的情形，对此等问题的考察，容后进行。
现在，我们将重点放在对问题的“非一般性状态”的探讨上。所谓非一般性状态，笔者认为是在“占有交易物”下的状态。其适用处境如下：A将己所有的或者有权处分的财产依买卖行为移转予B， B受让该财产后又转让予C.此处境下，设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B间的财产转让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C在主观上是否构成恶意。因各国立法所采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不同，对C是否在主观上构成恶意的法律认定也就有相当的不一致。债权形式主义认为：在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AB间的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已构成了恶意，不予法律保护。从逻辑推理来看，上述结论是正确的——恶意当然是不予法律保护；但是，从事实判断来看，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是否构成恶意？如果其无从构成恶意的话，则谈何“恶意不受保护”！？。
笔者认为：不论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还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下，C的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都不构恶意。
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一）在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的处境。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定，第五十八条有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物权不发生变动，即物权仍然归属于A，而B之占有（或登记）属A财产是基于A的意思的占有，属于“占有委托物”的处境，符合上文A—B—C法律关系模式。因此，C在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的情况下受让该财产时，因其主观状态的恶意而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反之，则有公示公信原则和所谓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这种处境实际上是上述“一般性状态”。
（二）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是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从我国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该财产不可能既不属于A也不属于B或者既属于A也属于B或者属于A而不属于B.已移转的财产归属于受让人B是清晰而确定的。所以，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B对该物享有所有权，C受让B有所有权的财产符合上文圈定的第二种法律关系模型，即A—C.在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处境，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移转该物权的原因行为可撤销时，并不构成法律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认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来源于物权行为，且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这样以来，在一个典型的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买卖中，合同如果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物权变动不受其影响。所以，在B受让A移转的物权后，即使债权行为即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只要物权行为成立或生效，则物权将确定的发生转移。此时，B作为物权人当然享有处分权，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与B间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也不构成主观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与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合同可撤销而未撤销时的情形相同，B具有与A同质的财产法地位，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情形。
作为体系性关联，在此有必要涉及对公示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问题。
当然，“基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概念项下谈善意取得制度，需要解决一个前提——善意取得之性质属于法律行为吗？我国民法学通说向来认为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但笔者赞同“善意取得的性质是法律行为”的观点。因是之故，笔者将其放在“占有交易物”概念项下的讨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在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理论框架内，对在B“占有交易物”的处境，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不构成恶意。在债权形式主义，只有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有B之身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此处境下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可撤销时，也不构成恶意。实质上，上述处境下的B都有物权处分权的法律制度安排，已使C之主观上善、恶意与否的法律认知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所谓“不构成恶意”实质上是“无所谓善、恶意”。但是，对此法律制度之安排，债权形式主义在不能认识物权形式主义理论之精致的同时，也不能很好的认识自己。既热衷原权利人失权后的债权法救济，又倾情对“占有交易物”所追求的物权归属状态的维护和信任，并以此使第三人的交易安全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这就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原理的奥妙所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