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有关退税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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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有关退税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有关退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1]954号
国家税务总局
2001-12-21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你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有关问题的请示》（琼国税发【2001】114号）收悉。关于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下设的斯达制药厂采购国产设备如何退税的问题，经研究，批复如下：
对外商投资企业下设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但又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分公司（分厂），其以外商投资企业名义采购、自用的国产设备，由外商投资企业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9】171号）的有关规定申报办理退税。外商投资企业下设的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分厂）不得申报办理退税。
以上，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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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与防范
作者：陈召利 www.law-god.com
一、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
（一）问题之缘起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对比可知，如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并不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如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必然要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直接与公司法关于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相冲突。
那么，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呢？
（二）法律分析
有学者直接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合伙企业法》业已明确规定公司可以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
我们知道，按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确定性规范、委任性规范和准用性规范。确定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直接而明确地规定了行为规则的内容，适用时无须再援用其他的法律规范来补充或说明的法律规范；委任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的内容，而是授权由某一专门机构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准用性规范，是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内容，但明确指出可以援引其他的规则使本规则的内容得以明确。笔者认为，从《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关于“依照本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必须援引本法的其他规定才能使本条规则的内容得以明确，因此，《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为准用性规范，而非确定性规范，单单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尚无法判断《合伙企业法》是否允许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
另有学者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三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规定做反面解释，推定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笔者对本条规定适用反对解释不敢苟同。反面解释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并非所有的法律规范均可以适用反面解释。王泽鉴教授认为，所谓反面解释，实为反面推论，系相异于举重明轻及类推适用的一种论证方法，即由反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而导出与法律效果相反的推论。此项构成要件须为法律效果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即该构成要件已被穷尽列举出可能发生的法律效果。而若肯定某项规定得为反面推论时，即排除了法律漏洞的存在，而无类推适用的余地。《合伙企业法》第三条仅采取列举方式规定部分特定主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并非“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故不能当然推定其他主体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同时公司法第十五条明确禁止公司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其例外情形“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更应为法律的明文规定。
那么，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合伙企业法》第二章“普通合伙企业”第三节“合伙事务执行”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
《合伙企业法》第二章“普通合伙企业”第五节 “入伙、退伙”第四十八条第（三）规定，“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当然退伙。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在《合伙企业法》“普通合伙企业”章节多次对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合伙人予以规范，这充分说明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这也进一步说明《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允许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普通合伙企业，然而“依照本法”的字样纯属多余，徒增争议，应予以删除。
综上所述，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其他法人和组织（包括但不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
二、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优势与劣势
（一）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优势
公司制度之所以创立，在于将投资者的法律风险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围，即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作为对价，公司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约束，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公司组织机构、注册资本制度等。与之对应的是，因合伙企业的投资者需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法律大大降低了对合伙企业的约束，无需严格的组织机构和注册资本制度等。
但是，当法律允许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之后，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公司无疑在合伙企业与投资者之间架起了一道防火墙，公司的投资者无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的投资者的法律风险将大大降低。
（二）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劣势
1、双重风险
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必然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就意味着,公司成为普通合伙人后, 除自身的经营风险之外,还将承受合伙企业的经营风险。当合伙企业经营不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公司必须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合伙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往往会使公司成为合伙企业债权人追索债务的首选目标，公司可能会因此承担难以意料的重大债务甚至有破产之虞，这对公司及其股东来说往往难以预测及控制。
2、双重纳税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而《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故上述居民企业不包括合伙企业。因此，公司直接投资于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免税范围。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规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公司直接投资于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并入企业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投资者从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综上，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司投资合伙企业，会面临双重纳税。
三、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防范
如前所述，公司投资合伙企业，尤其是成为普通合伙人，除自身的经营风险之外,还将承受合伙企业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对公司及股东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属于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投资合伙企业的行为予以规范。
（一）对公司投资合伙企业作出特别规定。
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公司对外投资合伙企业，尤其是成为普通合伙人，必须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会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二）对公司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的选任与职权作出特别规定。
与自然人合伙人不同，公司作为法人，自身无法直接行使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为了保证委派的代表正当行使权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应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公司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的选举与更换及其职权，必须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会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三）建立表决权回避制度。
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与表决事项具有利害关系的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
（四）建立股东异议回购制度。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四种情形，除此之外，股份公司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但是，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并未明确除了该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外，有限责任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权，一般认为，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其他情形。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建议通过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通过公司对外投资合伙企业的决议，对该事项投反对票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合理价格一般为该股东的出资比例对应的公司净资产。
浅谈专家责任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专家责任的构成要件
关于契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学者间少有分歧，虽然违约责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由于专家责任主要是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专家的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违约行为、损害、违约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联系以及专家的执业过错，由于执业过错的认定采客观标准即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和专家的注意义务，因此过错与违约行为的认定标准存在交叉，也就是说专家违约责任可以简化成三个构成要件。
对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三要件说认为过错、损害、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四要件说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过错、不法行为、损害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两种观点的区别是是否承认违法性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对于侵权行为不服行的认识有三种观点：（1）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侵权责任发认为不法性是侵权行为的本质属性；（2）法国法则强调行为的违法性；（3）近来有些学者认为，不法性已经不能成为普遍的或一般的要件，因为一些行为即使不为法律所禁止（如得到政府许可的排污行为），造成损害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
本人认为，“违法性”是否应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与对过错的认定标准相关联的，如果过错的认定采客观标准，则违法性不应成为独立的构成要件。在专家侵权责任要件中，不法行为是指专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的义务的行为；在客观过错条件下专家的执业过错同样是指专家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从而违背了委托人或第三人对专家的合理信赖，而注意义务的违反也大多以法律、行政法规等为依据。而且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当民事责任。”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将不法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专家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也可简化成执业过错、损害、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三个要件。由于专家民事责任条件下的损害与一般侵权责任条件下损害区别不大，故本文不作讨论，仅对专家执业过错和因果联系两个要件进行简单分析。
（一）、专家的执业过错。如前所述，专家对委托人和第三人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若违反此义务则可认定专家存在过错，不仅包括故意而且包括过失。在客观过错理论下，过错主要体现为行为人违反了其应尽的注意义务，而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两大法系有着不同的标准，大陆法系的“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英美法系采用“合理注意标准”或“理性人标准”。由于英美法系对专家责任的司法判例更加成熟，因此“合理注意标准”理论值得我国借鉴。关于合理注意标准的内涵，美国法官罗森伯里在Osborne V. Montgomery 一案中，对其作了如下权威性表述：“任何无致人损害故意的人，在他作为一个具有通常理性的人应当合理预见其行为可能给他人利益带来不合理损害危险的情况下，实施该行为或者未采取应有的预防措施，即为有过失。在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会使他人的利益遭受到不合理的损害危险时，这个人被要求对周围的情况给予通常具有理性之人所应当给予的重视，并具有通常理性的人们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所采取的判断和决定。” 显然这里的注意义务标准作为一个客观标准，它既不是最高标准也不是最低标准，而是一个与加害人处于相同情势下的一般的理性人的行为标准，我们称为合理注意标准，专家的注意义务，就是专家在执业活动中应达到该领域中等偏上资质的专家的业务水平。最早确立专家执业过错判断标准的是1957年的Bolam V.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Omittee一案。在该案中，法官认为如果一个医生运用了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合理的医生应具有的通常的专业技能，则该医生就不存在过失 。由此可知，某专家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以该专家所在职业团体中同行人士为标准，而不是以一班人为标准。笔者认为，还应限定为该领域内中等偏上水平的专家所具有的知识或技能为判断标准。（二）、因果关系。因果联系是指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引起被引起的关系，是专家责任必备的要件之一，如果仅有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即使专家存在故意也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因果关系如何认定，两大法系存在不同的分析模式：（1）英美法系将因果联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在认定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时，首先必须判断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不成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答案是肯定的，则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只有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加害人才承担赔偿责任。（2）大陆法系把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谓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虽然两大法系的思考模式有区别，但是实质却是相同的，如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都是不包含法政策的事实判断，而法律上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则包含法律的价值判断，避免因果关系链条过长，因此两大法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于我国的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因此对专家责任的因果联系认定采大陆法系的二分法思考模式，对于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问题，法律没有必要过多限制，而对于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决定了损害赔偿范围，对当事人意义重大。法律设定太宽，则专家赔偿责任加大，会导致专家市场萎缩；相反若限制的太死，则专家责任太轻，损害第三人利益。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由于受到可预见规则的限制，较好了平衡了当事人的利益。专家侵权损害赔偿中也可借鉴可预见规则，即专家只在其应当和能够预见的损害后果范围内承担责任，这实际上也是对过错的认定，能够合理地解决专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但可预见规则在专家故意的情况下不适用。
二、专家民事责任的承担
确定某加害行为构成侵权行为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由何种主体来承担，如果一方主体为多数人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多数人之间承担责任的形态。在我国由于多数情形下专家都依托专门的执业机构开展业务，与委托人签订专家服务合同目的，并非具体提供服务的专家本人，而是其所在的执业机构，这样执业机构理所当然地称为责任主体，即使在委托人或第三人主张侵权责任的情形，也属当然。首先，专家有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在从事执业活动时，如果因自己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对其损害承担责任，这与民法中最基本原则之一“自己过错责任”原则相符合。其次，从专家的性质来说，现代社会中的专家通常都是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而取得资格的，他们要取得此种从事某种专业活动的资格，必须具备该种特定领域所要求的各种特殊知识、经验和技能。在此种情况下，法律应当允许专家以自己的名义和身份对外从事活动，不应强制专家在某种组织中从事活动。然而现实中，专家存在执业过错的情形通常是通过专家个人执业活动进行认定，这也与专家执业活动浓重的个人色彩有关，因此仅认为专家民事责任的主体为专家所在的执业机构不利于约束专家的行为，提高专家的素质与水平。在专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专家所在执业机构赔偿之后，应向有过错的专家本人进行追偿，这在《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中得到确立。然而此时专家个人仅仅是一种内部责任，不能很好地约束专家个人行为，而且服务机构通常资产有限因为他们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不像公司一样需要大量地流动资金，因此内部责任也存在弊端。故而笔者认为专家由于执业过错给他人造成损失时，应与执业机构一起共同对受害人承当连带责任。
前面仅讨论责任主体仅为单方情形，但由于专家出现执业过错很多情况下与委托人有关，此时执业机构与委托人之间的责任形态应为按份责任抑或连带责任值得探讨。会计职业主张，当审计失败源于会计师的执业过失时，会计师并不存在与客户共同侵害第三人利益的主观意图，不应当与客户承担连带责任，而应按照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按份责任，否则与现代社会所信奉的“责任与过错相匹配”的理念发生直接冲突。正如著名的侵权法学者普洛塞教授在评论美国普通法从连带责任向按份责任的转型时所言：“尚未有人能够证明在损失由两人引起时，要求其中一人承担全部责任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是正当的，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而且连带责任的另一个后果是针对服务专业机构诉讼增加 。笔者认为连带责任仍是可取的，首先共同故意或过失并不一定是共同侵权的必要构成要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在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其次，按份责任需要对责任主体的过错程度进行认定，而这是十分困难的。第三，按份责任对受害人权利保护不利，因为在被告人数多的情况下，原告所获赔偿反而少了，因为有些被告可能无清偿能力，这是很荒谬的。所以专家机构应当与有过错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但为保证专家机构的发展而不致成为“深口袋”，在专家仅存在一般过失时，可考虑按照过错程度承担按份责任。
作者：陈召利 www.law-god.com
一、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
（一）问题之缘起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对比可知，如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并不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如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必然要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直接与公司法关于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规定相冲突。
那么，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呢？
（二）法律分析
有学者直接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合伙企业法》业已明确规定公司可以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
我们知道，按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确定性规范、委任性规范和准用性规范。确定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直接而明确地规定了行为规则的内容，适用时无须再援用其他的法律规范来补充或说明的法律规范；委任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的内容，而是授权由某一专门机构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准用性规范，是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内容，但明确指出可以援引其他的规则使本规则的内容得以明确。笔者认为，从《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关于“依照本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必须援引本法的其他规定才能使本条规则的内容得以明确，因此，《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为准用性规范，而非确定性规范，单单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尚无法判断《合伙企业法》是否允许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
另有学者依据《合伙企业法》第三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规定做反面解释，推定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笔者对本条规定适用反对解释不敢苟同。反面解释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并非所有的法律规范均可以适用反面解释。王泽鉴教授认为，所谓反面解释，实为反面推论，系相异于举重明轻及类推适用的一种论证方法，即由反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而导出与法律效果相反的推论。此项构成要件须为法律效果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即该构成要件已被穷尽列举出可能发生的法律效果。而若肯定某项规定得为反面推论时，即排除了法律漏洞的存在，而无类推适用的余地。《合伙企业法》第三条仅采取列举方式规定部分特定主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并非“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故不能当然推定其他主体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同时公司法第十五条明确禁止公司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其例外情形“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更应为法律的明文规定。
那么，公司能否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合伙企业法》第二章“普通合伙企业”第三节“合伙事务执行”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
《合伙企业法》第二章“普通合伙企业”第五节 “入伙、退伙”第四十八条第（三）规定，“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当然退伙。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在《合伙企业法》“普通合伙企业”章节多次对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合伙人予以规范，这充分说明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这也进一步说明《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允许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普通合伙企业，然而“依照本法”的字样纯属多余，徒增争议，应予以删除。
综上所述，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其他法人和组织（包括但不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
二、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优势与劣势
（一）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优势
公司制度之所以创立，在于将投资者的法律风险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围，即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作为对价，公司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约束，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公司组织机构、注册资本制度等。与之对应的是，因合伙企业的投资者需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法律大大降低了对合伙企业的约束，无需严格的组织机构和注册资本制度等。
但是，当法律允许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之后，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公司无疑在合伙企业与投资者之间架起了一道防火墙，公司的投资者无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的投资者的法律风险将大大降低。
（二）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劣势
1、双重风险
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必然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就意味着,公司成为普通合伙人后, 除自身的经营风险之外,还将承受合伙企业的经营风险。当合伙企业经营不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公司必须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合伙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往往会使公司成为合伙企业债权人追索债务的首选目标，公司可能会因此承担难以意料的重大债务甚至有破产之虞，这对公司及其股东来说往往难以预测及控制。
2、双重纳税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而《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故上述居民企业不包括合伙企业。因此，公司直接投资于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免税范围。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规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公司直接投资于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并入企业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投资者从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综上，个人投资者通过公司投资合伙企业，会面临双重纳税。
三、公司投资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防范
如前所述，公司投资合伙企业，尤其是成为普通合伙人，除自身的经营风险之外,还将承受合伙企业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对公司及股东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属于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投资合伙企业的行为予以规范。
（一）对公司投资合伙企业作出特别规定。
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公司对外投资合伙企业，尤其是成为普通合伙人，必须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会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二）对公司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的选任与职权作出特别规定。
与自然人合伙人不同，公司作为法人，自身无法直接行使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为了保证委派的代表正当行使权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应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公司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的选举与更换及其职权，必须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会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三）建立表决权回避制度。
通过公司章程特别规定，与表决事项具有利害关系的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
（四）建立股东异议回购制度。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四种情形，除此之外，股份公司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但是，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并未明确除了该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外，有限责任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权，一般认为，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的其他情形。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建议通过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通过公司对外投资合伙企业的决议，对该事项投反对票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合理价格一般为该股东的出资比例对应的公司净资产。
浅谈专家责任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专家责任的构成要件
关于契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学者间少有分歧，虽然违约责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由于专家责任主要是损害赔偿责任，因此专家的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违约行为、损害、违约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联系以及专家的执业过错，由于执业过错的认定采客观标准即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和专家的注意义务，因此过错与违约行为的认定标准存在交叉，也就是说专家违约责任可以简化成三个构成要件。
对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三要件说认为过错、损害、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四要件说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过错、不法行为、损害不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两种观点的区别是是否承认违法性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对于侵权行为不服行的认识有三种观点：（1）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侵权责任发认为不法性是侵权行为的本质属性；（2）法国法则强调行为的违法性；（3）近来有些学者认为，不法性已经不能成为普遍的或一般的要件，因为一些行为即使不为法律所禁止（如得到政府许可的排污行为），造成损害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
本人认为，“违法性”是否应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与对过错的认定标准相关联的，如果过错的认定采客观标准，则违法性不应成为独立的构成要件。在专家侵权责任要件中，不法行为是指专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的义务的行为；在客观过错条件下专家的执业过错同样是指专家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从而违背了委托人或第三人对专家的合理信赖，而注意义务的违反也大多以法律、行政法规等为依据。而且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当民事责任。”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将不法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专家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也可简化成执业过错、损害、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三个要件。由于专家民事责任条件下的损害与一般侵权责任条件下损害区别不大，故本文不作讨论，仅对专家执业过错和因果联系两个要件进行简单分析。
（一）、专家的执业过错。如前所述，专家对委托人和第三人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若违反此义务则可认定专家存在过错，不仅包括故意而且包括过失。在客观过错理论下，过错主要体现为行为人违反了其应尽的注意义务，而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两大法系有着不同的标准，大陆法系的“善良管理人的标准”‘英美法系采用“合理注意标准”或“理性人标准”。由于英美法系对专家责任的司法判例更加成熟，因此“合理注意标准”理论值得我国借鉴。关于合理注意标准的内涵，美国法官罗森伯里在Osborne V. Montgomery 一案中，对其作了如下权威性表述：“任何无致人损害故意的人，在他作为一个具有通常理性的人应当合理预见其行为可能给他人利益带来不合理损害危险的情况下，实施该行为或者未采取应有的预防措施，即为有过失。在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会使他人的利益遭受到不合理的损害危险时，这个人被要求对周围的情况给予通常具有理性之人所应当给予的重视，并具有通常理性的人们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所采取的判断和决定。” 显然这里的注意义务标准作为一个客观标准，它既不是最高标准也不是最低标准，而是一个与加害人处于相同情势下的一般的理性人的行为标准，我们称为合理注意标准，专家的注意义务，就是专家在执业活动中应达到该领域中等偏上资质的专家的业务水平。最早确立专家执业过错判断标准的是1957年的Bolam V.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Omittee一案。在该案中，法官认为如果一个医生运用了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合理的医生应具有的通常的专业技能，则该医生就不存在过失 。由此可知，某专家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以该专家所在职业团体中同行人士为标准，而不是以一班人为标准。笔者认为，还应限定为该领域内中等偏上水平的专家所具有的知识或技能为判断标准。（二）、因果关系。因果联系是指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引起被引起的关系，是专家责任必备的要件之一，如果仅有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即使专家存在故意也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因果关系如何认定，两大法系存在不同的分析模式：（1）英美法系将因果联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在认定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时，首先必须判断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不成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答案是肯定的，则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只有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加害人才承担赔偿责任。（2）大陆法系把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谓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虽然两大法系的思考模式有区别，但是实质却是相同的，如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都是不包含法政策的事实判断，而法律上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则包含法律的价值判断，避免因果关系链条过长，因此两大法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于我国的大陆法系法律传统，因此对专家责任的因果联系认定采大陆法系的二分法思考模式，对于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问题，法律没有必要过多限制，而对于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决定了损害赔偿范围，对当事人意义重大。法律设定太宽，则专家赔偿责任加大，会导致专家市场萎缩；相反若限制的太死，则专家责任太轻，损害第三人利益。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由于受到可预见规则的限制，较好了平衡了当事人的利益。专家侵权损害赔偿中也可借鉴可预见规则，即专家只在其应当和能够预见的损害后果范围内承担责任，这实际上也是对过错的认定，能够合理地解决专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但可预见规则在专家故意的情况下不适用。
二、专家民事责任的承担
确定某加害行为构成侵权行为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由何种主体来承担，如果一方主体为多数人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多数人之间承担责任的形态。在我国由于多数情形下专家都依托专门的执业机构开展业务，与委托人签订专家服务合同目的，并非具体提供服务的专家本人，而是其所在的执业机构，这样执业机构理所当然地称为责任主体，即使在委托人或第三人主张侵权责任的情形，也属当然。首先，专家有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在从事执业活动时，如果因自己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对其损害承担责任，这与民法中最基本原则之一“自己过错责任”原则相符合。其次，从专家的性质来说，现代社会中的专家通常都是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而取得资格的，他们要取得此种从事某种专业活动的资格，必须具备该种特定领域所要求的各种特殊知识、经验和技能。在此种情况下，法律应当允许专家以自己的名义和身份对外从事活动，不应强制专家在某种组织中从事活动。然而现实中，专家存在执业过错的情形通常是通过专家个人执业活动进行认定，这也与专家执业活动浓重的个人色彩有关，因此仅认为专家民事责任的主体为专家所在的执业机构不利于约束专家的行为，提高专家的素质与水平。在专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专家所在执业机构赔偿之后，应向有过错的专家本人进行追偿，这在《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中得到确立。然而此时专家个人仅仅是一种内部责任，不能很好地约束专家个人行为，而且服务机构通常资产有限因为他们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不像公司一样需要大量地流动资金，因此内部责任也存在弊端。故而笔者认为专家由于执业过错给他人造成损失时，应与执业机构一起共同对受害人承当连带责任。
前面仅讨论责任主体仅为单方情形，但由于专家出现执业过错很多情况下与委托人有关，此时执业机构与委托人之间的责任形态应为按份责任抑或连带责任值得探讨。会计职业主张，当审计失败源于会计师的执业过失时，会计师并不存在与客户共同侵害第三人利益的主观意图，不应当与客户承担连带责任，而应按照自己的过错程度承担按份责任，否则与现代社会所信奉的“责任与过错相匹配”的理念发生直接冲突。正如著名的侵权法学者普洛塞教授在评论美国普通法从连带责任向按份责任的转型时所言：“尚未有人能够证明在损失由两人引起时，要求其中一人承担全部责任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是正当的，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而且连带责任的另一个后果是针对服务专业机构诉讼增加 。笔者认为连带责任仍是可取的，首先共同故意或过失并不一定是共同侵权的必要构成要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在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其次，按份责任需要对责任主体的过错程度进行认定，而这是十分困难的。第三，按份责任对受害人权利保护不利，因为在被告人数多的情况下，原告所获赔偿反而少了，因为有些被告可能无清偿能力，这是很荒谬的。所以专家机构应当与有过错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但为保证专家机构的发展而不致成为“深口袋”，在专家仅存在一般过失时，可考虑按照过错程度承担按份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