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条例

上一篇: 浙江省信访条例
下一篇: 贵阳市药品监督管理规定

劳动部办公厅


劳动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的通知

劳办发〔1994〕2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　厅局　：



　　《劳动法》颁布后，各级劳动部门在学习《劳动法》的过程中，就《劳动法》中的一些条款的含义，多次向劳动部询问。为了帮助地方劳动部门学习、理解、贯彻《劳动法》，我们编写了“《劳动法》若干条文说明”，现印发给你们，仅供内部参考。



　　　　　　　　　　　　　　　　



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



　



　



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







　　第一条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本条中的“劳动制度”，此处作广义上理解，不仅仅指用人制度，还包括就业、工资分配、社会保险、职业培训、劳动安全卫生等制度。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本条第一款中的“企业”是指从事产品生产、流通或服务性活动等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经济单位，包括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如工厂、农场、公司等。



　　本条第二款所指劳动法对劳动者的适用范围，包括三个方面：１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的工勤人员；２　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非工勤人员；３　其他通过劳动合同包括聘用合同　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本法的适用范围排除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业劳动者、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



　　第三条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本条中的“劳动报酬”是指劳动者从用人单位得到的全部工资收入。



　　本条中“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是指，劳动者依法享有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参加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利，参加社会义务劳动的权利，参加劳动竞赛的权利，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从事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权利，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拒绝执行的权利，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利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等。



　　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本条中的“依法”应当作广义理解，指所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民族自治地方，还要依据该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关于劳动方面的行政规章。



　　第五条 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发展职业教育，制定劳动标准，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本条中的“调节社会收入”，是指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调节全社会收入的总量以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不同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其目的是使全社会个人收入总量在国民收入中保持合理的比重，保证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进步。



　　第七条 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本条中的“依法”具体指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



　　第八条 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



　　本条中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其中“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参与民主管理”，主要适用于国有企业；“其他形式”指通过工会或推举代表；“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主要适用于非国有企业。



　　第九条 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劳动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工作。本条第一款，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的地位和职责。第二款明确了县级以上各级地方劳动行政部门的地位和职责。



　　本条中的“劳动工作”包括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时和休息休假、工资、劳动 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处理、劳动监督检查以及依照法律责任追究违法后果等，与国务院批准的劳动部“三定”方案是一致的。



　　第十条 国家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



　　国家支持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就业。



　　本条中的“就业”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依法从事某种有报酬或劳动收入的社会活动。



　　本条第二款指的法律、行政法规有《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等。



　　本条第三款中的“组织起来就业”是指通过兴办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实现就业。国家对这类经济组织实行在资金、货源、场地、原辅材料、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照顾的政策。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就业服务。



　　本条中的“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指：劳动部门、非劳动部门和个人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各级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非劳动部门针对不同的求职对象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等，各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其业务范围不同。



　　本条中的“就业服务”主要包括：１　为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选择，实现就业而提供的各类职业介绍服务；２　为提高劳动者职业技术和就业能力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就业训练和转业训练服务；３　为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和帮助其再就业的失业保险服务；４　组织劳动者开展生产自救和创业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就业服务的四项工作应做到有机结合，发挥整体作用，为劳动者就业提供全面、高效、便捷的服务。



　　第十三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本条中的“平等的就业权利”是指劳动者的就业地位、就业机会和就业条件平等。



本条中的“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具体规定在劳动部颁布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劳安字〔１９９０〕２号　中。



　　第十四条 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员、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就业，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条中的“法律、法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兵退出现役安置暂行办法》，《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



　　第十五条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本条第一款的具体规定在国务院第８１号令《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



　　本条中“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主要指《关于界定文艺工作者、运动员、艺徒概念的通知》、 《关于禁止使用童工的罚款标准》等。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此条明确：建立劳动关系的所有劳动者，不论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还是原来所称的固定工，都必须订立劳动合同。“应当”在这里是“必须”的含义。



　　第十七条 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本条第一款中的“法律、行政法规”既包括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也包括以后颁布实行的法律、行政法规，既包括劳动法律、法规，也包括民事、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



　　本条第二款中的“依法”是指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现行法律和法规。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第三方不得非法干预劳动合同的履行。



　　第十八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



　　（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本条第一款第（一）项中“法律、行政法规”与本法第十七条解释相同。第（二）项中，“欺诈 ”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威胁”是指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欺诈、威胁的解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　。



　　劳动合同的无效，经仲裁未引起诉讼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经仲裁引起诉讼的， 由人民法院认定。



　　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具备以下条款：



　　（一）劳动合同期限；



　　（二）工作内容；



　　（三）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四）劳动报酬；



　　（五）劳动纪律；



　　（六）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



　　（七）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



　　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中没有规定社会保险一项，原因在于：社会保险在全社会范围内依法执行，并不是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所能协商解决的。



　　“协商约定其他内容”是指劳动合同中的约定条款，即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除依据本法就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达成一致外，如果认为某些方面与劳动合同有关的内容仍需协调，便可将协商一致的内容写进合同，这些内容是合同当事人自愿协商确定的，而不是法定的。



　　第二十条 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本条中的“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是指已有劳动合同到期，双方同意续延的。并非指原固定工同意而一律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第二十一条 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本条中规定的“试用期”适用于初次就业或再次就业时改变劳动岗位或工种的劳动者。



　　第二十二条 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商业秘密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用人单位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用人单位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第二十五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本条中“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可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等有关法规认定。



　　本条中的“重大损害”由企业内部规章来规定。因为企业类型各有不同，对重大损害的界定也千差万别。故不便于对重大损害作统一解释。若由此发生劳动争议，可以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其规章规定的重大损害进行认定。



　　本条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具体指：１　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的；２　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刑罚包括：主刑：管制、拘投、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的；３　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３２条免予刑事处分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 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本条第（一）项指劳动者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的，由原用人单位另行安排适当工作之后，仍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条第（二）项中的“不能胜任工作”，是指不能按要求完成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任务或者同工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量。用人单位不得故意提高定额标准，使劳动者无法完成。



　　本条中的“客观情况”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移等，并且排除本法第二十七条所列的客观情况。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本条中的“法定整顿期间”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破产程序进入的整顿期间。“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可以根据地方政府规定的困难企业标准来界定。“报告”仅指说明情况，无批准的含义。“优先录用”指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本条中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是指国家法律、法规和劳动部制度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目前除《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对新招工人解除劳动合同给予经济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对被解雇的职工予以经济补偿外，其他劳动法律、法规、规章尚无此规定。需制定新的经济补偿办法。《履行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正制定中，将于明年一月一日前颁布。



　　第二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据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所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是为了保证劳动者在特殊情况下的权益不受侵害。在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下劳动合同到期的，应延续劳动合同到医疗期满或女职工“三期”届满为止。



　　本条第（四）项中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这类规定是立法时经常采用的技术性手段，其立法用意是：１　在该条款列举情况时，为避免遗漏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采用此种办法使该法与其他法相衔接。２　便于与以后颁布的法律相衔接，即与新法相衔接。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解释与此相同。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本条中的“法律、法规”是指与解除劳动合同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



　　第三十一条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本条规定了劳动者的辞职权，除此条规定的程序外，对劳动者行使辞职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但违反劳动合同约定者要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的；



　　（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三）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本条中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是指采用拘留、禁闭或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身体活动的自由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



　　本条中的“企业职工一方”是指企业工会或者职工推举的代表（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



　　本条中的“保险福利”主要是指国家基本社会保险之外的企业补充保险和职工福利。国家基本社会保险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的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职工个人与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不分页显示　　　总共3页　　1 [2] [3]

　　下一页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研究

　　　　　　　　　　　　　　　　　　李 长 健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主体的新兴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在破解我国“三农”难题方面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承载着巨大社会责任的新型合作组织。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基础是：“穷人联合”的经济学基础，平衡协调利益、平衡公平与效率、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法学基础。其责任主体有自身的特点，其承担社会责任具体表现是：对职工的最密切责任、对消费者的最普遍责任、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最直接责任、对社会的最重要责任。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社会责任 法学基础 责任主体 弱势群体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立法活动的推进，伴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不断勃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市场主体的建设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主体的新兴力量，并将逐步成为农村市场主体的主体力量。它较好地解决了户营经济走向市场问题，成为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重要组织体，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破解“三农”难题方面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经济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中存在很多契合点，需要我们加以明辨、利用和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组织作用，从而使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制度安排更加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和适应性。
　　一、必要的明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再认识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1] 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2] 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3] 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4]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5] 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6] 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7] 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8] 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 A• 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 F• 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 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10] 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11] 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 B· 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12]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13] 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14]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15] 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 Society of Equitalle 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 “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7] 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8] 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19] 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20] 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21] 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22] 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23] 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24] 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反社会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
　　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载体。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区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忽视了社区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将感到“唇亡齿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社区所尽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1）经济支持和参与社区建设，如赞助社区公益设施建设等，为提高社区福利作贡献；（2）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社区居民，为提高社区的就业率、稳定社区秩序作贡献；（3）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形成积极多彩的社区文化而作出努力；（4）参与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争做遵守法律的社区模范。
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不断充实、发展着的问题。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对建立和谐的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和发展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更应考量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