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行政复议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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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2002年3月31日大同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2年5月24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市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代表大会）的议事制度，提高议事质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代表大会审议议案、决定事项，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三条 代表大会会议公开举行。会议的举行情况通过各新闻媒体、大同人大网站及其他形式进行及时报道。

第二章 会议的举行

第四条 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一般于三月底前举行，如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提前或推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开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会议由常务委员会召集。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届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五条 代表大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举行。
代表应当按时出席代表大会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会前应向常务委员会请假；会议期间应向代表团请假，并由代表团报告大会秘书长。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一）提出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
（二）提出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三）提出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分组名单草案；
（四）提出副秘书长名单草案；
（五）提出会议有关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六）决定列席会议人员名单；
（七）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30日前，将开会日期和会议建议议程通知代表。临时召集的代表大会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第八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前，代表以区、县为单位组成代表团，由代表团全体会议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代表团可以分设若干代表小组。代表小组会议推选小组召集人。
第九条 代表团团长的职责：
（一）召集并主持代表团全体会议；
（二）组织代表团审议会议议案和有关报告；
（三）反映代表团对议案和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
（四）主持在代表团会议上的质询、询问；
（五）传达主席团会议的决定和有关事项；
（六）处理代表团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 提交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主席团、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和其他草案，由常务委员会提出，交由各代表团审议，提请预备会议表决。
提交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的主席团、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和其他草案，由上届常务委员会提出，交由各代表团审议。
第十一条 每次代表大会前举行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常务委员会主持。
预备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本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和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以及决定会议其他事项。
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实行等额选举，可以采用举手表决或其他表决方式。
预备会议选举或表决事项，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二条 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人数为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第十三条 主席团的职责：
（一）主持代表大会会议；
（二）领导代表大会各委员会的工作；
（三）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和各项决议草案；
（四）组织审议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和有关报告；
（五）提出应由代表大会选举的有关人员的人选；
（六）主持代表大会选举，提出选举办法草案；
（七）决定议案、罢免案、质询案的审议程序及处理意见；
（八）发布公告；
（九）其他需要由主席团决定的事项。
主席团会议必须有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举行。
主席团的决定，由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四条 主席团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每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由上届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主任因故不能出席，由主任委托一名副主任召集。第一次主席团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若干人，常务主席人数一般占主席团全体成员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下列事项：
（一）副秘书长的人选；
（二）会议日程；
（三）表决议案和通过决议、决定的办法；
（四）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
（五）担任每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的名单；
（六）其他需要决定的事项。
第十五条 主席团认为必要，可以决定会议的会期适当缩短或者延长。
第十六条 常务主席的职责：
（一）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
（二）向主席团提出属于主席团职权范围内的建议；
（三）根据需要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就议案和有关报告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并进行讨论；
（四）根据主席团授权，处理主席团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第十七条 代表大会会议设立秘书处。秘书处由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若干人组成。
秘书处在秘书长的领导下，办理主席团交付的事项和处理会议日常事务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秘书处可以设立若干工作机构。
第十八条 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代表大会领导；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常务委员会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大会通过。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可以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任会议在代表中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十九条 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可设旁听席。旁听人员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代表大会会议可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二十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代表大会表决。
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对应当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主席团应决定列入本次会议议程，提交代表大会审议。
第二十一条 主席团对代表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提交的审查意见进行审议，作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决定。大会秘书处应将主席团通过的决定印发代表。
议案提出人对主席团通过的议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有异议的，可向主席团书面提出复议要求，主席团应予复议，并作出相应的决定；或者授权常务委员会在本次会议闭会后审议，作出相应决定，并答复议案提出人。
代表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必要时可以邀请提议案的代表参加，听取意见。议案审查委员会对议案的审查意见，应向主席团作出报告。
第二十二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主席团将议案交由各代表团审议，或者并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审议报告，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议案提出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三条 主席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时，根据需要，有关机关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回答问题，并作补充说明。
第二十四条 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议案，依照《大同市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以经主席团提出，由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决定，授权常务委员会在本次会议闭会后审议决定，并报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或者提请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
第二十六条 未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议案，由主席团交常务委员会在闭会后办理。常务委员会应在接到之日起八个月内办理完毕，就议案办理情况答复议案提出人，并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作出报告。
第二十七条 不符合议案提出条件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转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第二十八条 代表向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会议期间能够办理的，由大会秘书处交有关机关、组织办理，并答复代表；会议期间不能办理的，代表大会闭会后，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交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办理。有关机关、组织应在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代表，并报送常务委员会。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交有关机关、组织重新办理，并在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代表，并报送常务委员会。

第四章 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

第二十九条 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应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查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计划草案的报告，决定是否批准市人民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计划的报告；听取和审查市人民政府关于上年度总预算及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总预算及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决定是否批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上年度总预算及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总预算及市本级预算的报告。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应向大会提交关于计划和预算的审查报告。
报告机关应于代表大会举行的7日前将有关报告送交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条 为了便于代表审议有关报告，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在会议举行前应对有关专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将专题调研报告印发会议。
审议可以采取全团审议或小组审议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联团审议或全体会议审议的方式，还可以采取专题审议的方式。
代表大会对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有关报告进行审议后，由大会全体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三十一条 各代表团审议、审查报告时，有关机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问题，并作有关说明。
主席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审查报告时，根据需要，有关机关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并作有关说明。

第五章 选举、辞职和罢免

第三十二条 主席团或者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不同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可以联合提出候选人。
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数，每一代表与其他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人数，均不得超过应选名额。
第三十三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提名，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由本市选举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
第三十四条 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市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或者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
第三十五条 候选人的提名人应当向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并对代表提出的问题作必要的说明。会议秘书处应将候选人的情况印发代表。正式候选人由主席团依法确定。经主席团决定，会议秘书处安排候选人与代表见面。
第三十六条 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由每次会议的主席团提出，交各代表团审议后，由主席团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三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三十八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全体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联名，可以提出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
罢免案由主席团交会议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或者由主席团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罢免案应写明罢免理由，并提供有关的材料，经主席团决定由大会秘书处印发会议。
罢免案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前，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上或者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罢免和辞职，经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后，须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四十条 代表大会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市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派负责人员回答询问。
第四十一条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四十二条 质询案的范围如下：
（一）有关实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方面的问题；
（二）有关贯彻国家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
（三）有关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方面的问题；
（四）有关重大决策和工作方面的问题；
（五）有关重大失职和渎职的问题；
（六）其他需要质询的事项。
第四十三条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四十四条 质询案在受质询机关答复前，质询案提出人要求撤回的，该质询案即行终止。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代表大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主席团或者全体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四十六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第四十七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提供必要的材料。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应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八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其常务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报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并作出书面说明。
第四十九条 代表大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第八章 发言和表决

第五十条 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五十一条 主席团认为有必要时，可召开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代表要求在大会发言的，须于会前报名，并将发言主要内容提交大会秘书处，由会议常务主席安排发言，或者决定将发言材料书面印发会议。
代表临时要求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经会议执行主席许可，始得发言。
第五十二条 代表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每次会议每人可以发言两次，每次不超过十五分钟，对同一议题的第二次发言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执行主席同意，可以适当延长发言时间。
第五十三条 主席团举行会议时，主席团成员、代表团团长或者代表团推选的代表的发言，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十分钟。经会议执行主席同意，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第五十四条 全体代表五分之一以上联名，对议案或决议、决定草案提出不同意见时，经主席团决定，由大会全体会议就该议案或决议、决定草案是否交付本次会议表决的问题进行表决。
代表大会对议案或决议、决定草案进行表决八小时前，全体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修正案。修正案经主席团审议后提交大会先于原案进行表决。
第五十五条 代表大会表决议案、决议和决定的方式由主席团决定，可以采用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第五十六条 代表大会选举和通过议案、决议和决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规则自二○○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谈谈民事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以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现状为视角


　　 [内容摘要]

　　　　诉讼调解是我国司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正确运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弥补判决之不足，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民事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其运行必须严格遵守我国民事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切不可突破法律的底线，搞无原则的“和稀泥”，否则，司法为民将会走向反面，影响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损害司法的公信力。

　　[关键词]

　　　　民事诉讼调解　　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自愿原则　　合法原则

　　引　言

　　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自古至今就是中华法系之一大特色和亮点，国内司法界以此“优良传统”而自豪，在国外同行中也素有“东方经验”之美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更是将调解原则确立为一项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调解以其灵活、便捷、高效以及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审判实践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在当今大力提倡司法为民、服务大局、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调解更是被高度重视，充分使用，甚至发挥至极至。如何正确理解调解原则，依法有效地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的特有功能，达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是司法领域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本文仅就笔者对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的初浅认识谈谈自已的看法，同时，对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的现状进行分析与反思。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据此，笔者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归纳为三项：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下面分项论述。

　　一、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及执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一切司法和执法活动都不能突破这条“底线”，否则，再多再好的法律都将成为一纸空文，“依法治国”的美好理想必将化为泡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就是对该项基本原则的重申和强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而严肃地将“事实清楚”确定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基础”，将“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必要前提。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的一项审判活动，并非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简单“谈判”或“讨价还价”，整个调解活动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之下，严格依照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明确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对民事纠纷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处理。究其本质，调解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行为，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有机结合。因此，诉讼调解自始至终必须严格本着尊重事实、遵守法律的基本原则，主持调解的法官必须秉持法律人的良知与理性，本着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公平合法地审理案件，绝不能搞无原则的“和稀泥”，更不能罔顾事实与法律纯粹地“忽悠”当事人。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部分令人担忧的现象。个别法官为了提高“调撤率”，追求统计数据的好看，从而进行“不良调解”。究其“病理原因”，其一、案件数量与日俱增，承办法官完成审判任务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基层法官，每天开两到三个庭，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官一天开四、五庭的情形也不罕见。法官连写判决书的时间都没有，因此能调尽量调，至少可以免写判决书；其二、调解结案不必担心当事人上诉，免得多生“事端”，不管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案结事了”，起码在某个具体承办人手上，作为一起案件在诉讼程序上已经“了”了；其三、当下民事调解已然成为“主旋律”， “调解优先”也成了一项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成为司法人民性的一种表现。民事案件的“结案率”、“调解率”、“撤诉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上诉率”、“一审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率”等等一系列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法官的年终考核，影响法官的评先评优，甚至是职务晋升。此乃不可小视之“头等大事”，事关法官的切身利益，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承办法官所在业务庭在全院的绩效位次，进而影响到所在法院在全市法院乃至全省法院的绩效位次，当然也就影响到庭长、院长的工作业绩。在如此强大的动力和压力之下，就难免出现部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注重对事实的调查了解，忽略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就急于进行调解，以达到调解结案，快速结案的目的。此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诉前调解中。即，不开庭审理，承办人直接把双方当事人约至法官办公室进行调解。所有的诉讼程序均可简化，一切“虚礼”都可免去，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经过承办人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背靠背”，继而“面对面”，法官只不过多废些口舌，尽可能地“和人民群众拉近距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很快双方当事人便接受了法官的意见，达成协议。书记员马上制作调解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字。稍顷，调解书也已“出炉”，一起民事纠纷就此得以圆满化解，“案结事了”，双方当事人即可签字走人，审判工作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可是，笔者对这样的调解心存忧虑。个人以为，这种“草草了事”的做法极易产生“后遗症”，搞不好“案结事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并没有把案件事实完整清晰地认定、记录下来，以这种方式结案的调解笔录往往也比较简单，只对案件事实简要地叙述“三言两语”之后，便产生了“调解协议”，笔录更难以反映出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认定过程。因此，一但事后有任何一方当事人反悔，回想起当初在法院处理该案时，似乎受到了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或者是承办法官的“忽悠”，法官在其中并未真正地主持公道，而使自己稀里糊涂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尽管从法律上讲，调解书一经签收，即产生法律效力，对调解书当事人不能上诉，无法启动二审程序。但在实践中不主动履行调解书的当事人已普遍存在，目前就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也与日俱增，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却不能得到自愿履行。如此，当事人必然会对法院心生怨气，司法的公信力渐微，人民法院的形象受损。当事人不能上诉，那就只能申诉或上访了。至此，事态已完全逆着我们的良好初衷而逆向发展，“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也难以实现。

　　季卫东先生曾经这样论述法律程序的功能，他说：“在这里，只有原告、被告、证人、代理人，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上是贤达名流还是贩夫走卒。在这里，只讨论纷争中的判断问题，而不管早晨的茶馆谈笑、傍晚的交通拥挤。在这里，只考虑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和法律，而不管五百年前的春秋大义、五百年后的地球危机。总之，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这就是现代程序的理想世界。”[1]法庭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它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一个发泄胸中怨气的场所，也是集中展示法律威严的圣殿。法庭上的审判，与办公室的调解所营造的氛围和产生的“气场”是截然不同的。曾经不止一次有当事人在笔者面前亲口表达了其到法院打官司而未得进入的法庭的深深遗憾。虽然事情解决了，只因未能在庄严的法庭上一味为快，尽数对方的“恶行”，而总觉“美中不足”，似乎缺了点什么。因此，笔者以为，最好是选择庭审中的调解比较合理和稳妥。首先还是要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将案件证据和事实固定下来，给各方当事人充分发言的机会，让当事人把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怨气”释放出来，缓解一下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充分陈述、情绪得以充分发泄，双方基本已回归理性，案件事实、证据被固定下来之后，法官再居中主持调解，这样原告的付价不会太“离谱”，被告的还价也不至太“狠毒”。笔者以为这样进行调解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而且事后出现“后遗症”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即使采用庭前调解的方式，也应该先将案件事实和证据在调解笔录中完整清楚地反映出来，固定下来，以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二、自愿原则

　　诉讼调解存在的前提是当事人对私权的自由处分, 是民法原理中意思自治原则，也称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反应。民事调解主要基于各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达成的合意, 最明显地体现出调解不同于判决的特殊性，也可以说民事诉讼调解最显著地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特征。所以自愿原则天生就成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是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得以生存的根基。

　　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和实体结果的支配权。也就说，在民事诉讼调解中，案件当事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法官只是充当程序的主持者和推进者，同时承担对调解程序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确认的裁判者角色。具体而言，在程序方面，当事人基于其真实意思，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行调解（离婚案件除外）；可以自愿放弃某些程序上的权利，比如被告放弃自己的答辩期，提前进入调解程序；当事人有权选择调解的时机，比如可以在立案后、开庭前，也可以在庭审进行中，也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宣告判决前申请调解。在实体方面，当事人有权提出自己的调解方案，同对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承办案件的法官提出调解方案，供各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当事人有权决定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只要不违法，均应得到尊重。法官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组织、引导和审查。一是组织各方当事人开展和平、有序的调解，避免矛盾激化和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有序和有效的调解营造一种理性、文明的环境和气氛；二是引导当事人朝着正确的调解方向进展，避免产生“南辕北辙”的意外结果。努力寻求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确定一个各方都相对较易接受的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学会换位思考，打消“绝对个人本位主义”的错误思想，本着互谅互让、文明礼貌的原则，力促当事人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达成协议；三是审查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恶意调解行为，是否有可能系虚假诉讼，确保诉讼调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诉讼调解中，也出现了一些违背调解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进行调解，在无奈之下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概言之，在审判实践中有如下几种表现：一是一方当事人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没有委托代理律师，而另一方当事人有代理律师。这样在调解过程中就明显地感觉到双方诉讼力量的不平衡。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当事人无力招架专业律师的进攻。有些律师的言辞不尽完全合理合法，加之承办法官结案心切，对此也漠然置之，视而不见，甚至还要再加上一句“你如果不同意这个调解方案，我看你最终连一分钱也拿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事人也就只有承受“被自愿”的结果，满腹狐疑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此种弱势一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原告，多为受害人。也有的承办法官为了达到以调解结案的目的，反复多次调解，拖延诉讼，调解不成，坚决不判，审限已到，动员原告先撤诉，再立案，换个案号继续调，直到把当事人调累、调垮，调到筋疲力尽，一直调到调解结案，调到“案结事了”为止。如此调解，何谈司法公正？何谈司法效率？何谈司法权威？何谈司法为民？笔者在此强调，作为一名人民法官，一定要本着对正义的崇尚，对真理与良知的追求，严格监督和审查当事人的协商行为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绝不能允许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利益肆意损害，更不能允许双方当事人恶意调解损害第三人利益或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调解结案，而不顾诉讼效率，久拖不决，如此这般的“调解”，是更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已明显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调解不成，及时判决”的诉讼效率原则。

　　三、合法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诉讼调解的一项根本原则，该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有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的，应当及时判决。”这些都是诉讼调解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的具体规定。

　　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程序上合法主要是指调解必须在遵循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和程序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当事人所享有的各项程序性权利若非出于当事人自愿放弃，绝不能被剥夺。比如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答辩权、申请回避权、向法庭提交证据以及质证的权利、法庭辩论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发表调解意见的权利、阅读审查庭审笔录或调解笔录的权利，以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申请庭外和解的权利等等，上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都应当得到尊重。当事人的这些诉讼权利在适用简易程序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放弃，但绝不能未经告知而被剥夺，否则即是违法。实体上的合法性主要指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内容上只能处分属于涉案当事人自己的合法权益范围之内的标的，不得处分属于案外第三人的权益，不得处分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权益，更不能进行恶意调解，诉讼欺诈。同时，即使是对案件当事人自己权益的处分，也不能损害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有违社会普遍遵循的公序良俗。违法，即无效。

　　结　语

　　民事诉讼调解的这三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基础；自愿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前提；合法原则是调解协议产生法律效力的最终保障。在事实没有查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就草草地进行“调解”，这样达成的“调解协议”必有“后遗症”；违背当事人意志，诱骗、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是违法的；尽管案件事实是清楚的，协议内容也是自愿的，但如果调解程序不合法或者协议的内容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或有损社会的公序良俗，则该种调解协议同样也是无效的。

　　总之，法官在运用调解方式审理民事案件时，一定要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绝不能无视国家法律的尊严，漠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调解而调解，言则为民，实则害民。当事人丧失了上诉权，减少了上诉案件，却增加了上访案件，最终走向司法为民的对立面。无原则的调解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极大的伤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与人民法院服务大局，为民司法，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每一位有人性良知和司法理性的人民法官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最后，笔者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以警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