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变更计划外生育费名称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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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关于重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
　　第179号

　　《四川省关于重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已经2004年2月2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省长:张中伟
　　二○○四年四月十五日


　　第一条　为有效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严肃追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重特大安全事故，按《四川省劳动安全条例》、《四川省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处理办法》的规定认定。
　　第三条　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正职负责人分别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安全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对其分管业务职责范围内的安全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四条　市(州)、县(市、区)、乡(镇)政府(以下简称政府)主要领导人和省、市(州)、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以下简称政府部门)的正职负责人对重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规定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本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对重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分管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比照本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条　政府实行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明确有关部门安全工作职责，督促、检查本级有关部门和下一级政府的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第六条　政府应当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工作会议，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主要领导人委托政府分管领导人召集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参加，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地区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防范措施应当由有关部门组织落实。
　　第七条　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地区容易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单位、设施和场所安全事故的防范明确责任、采取措施并组织有关部门对上述单位、设施和场所进行严格检查。
　　第八条　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经主要领导人签署后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九条　政府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政策，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及时采取措施解决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
　　(二)落实安全生产目标，组织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制定改进措施并加以落实，检查要形成记录;(三)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由部门正职负责人召集，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部门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
　　(四)制定本部门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经主要领导签署后报本级和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本地区开展隐患的检查和整治并建立事故隐患和危险源档案;发现重特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排除;在重特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之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
　　第十一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存在的重特大安全事故隐患超出其管辖或者职责范围的，应当立即向有管辖权或者负有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的可以依法立即采取责令暂时停产、停业等紧急措施，同时报告。有关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查处。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报告重特大安全事故隐患，有权向上级政府或者上级政府部门举报下级政府或者下级政府部门不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或者举报的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事故隐患进行查处，或者对举报的不履行、不按照规定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三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中小学校的安全管理，实行学校安全工作校长负责制，防止发生学校校舍垮塌、食物中毒、火灾等安全事故，确保学生安全。严禁中小学校以任何形式、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劳动或者其他危险性劳动。严禁将学校场地出租作为从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
　　中小学校违反前款规定的，对校长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对直接组织者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
　　中小学校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对县(市、区)、乡(镇)政府主要领导人和县(市、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依法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负责行政审批(包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颁发证照、竣工验收等，下同)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的，不得批准;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弄虚作假骗取批准或者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取得批准的，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除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外，应当对弄虚作假骗取批准和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的当事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予以批准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十五条　对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和个人，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必须对其实施严格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条件的，必须立即撤销原批准。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不对取得批准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严格监督检查，或者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条件而不立即撤销原批准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　对未依法取得批准，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应当立即予以取缔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对未依法取得批准而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不予取缔、不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对部门或者机构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各市(州)、县(市、区)、乡(镇)政府及省、市(州)、县(市、区)有关部门依照本办法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使本地区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政府部门的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规定迅速组织救助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立即逐级报告，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事故调查。
　　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的行政处分。
　　年度内发生1起1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安全事故的，或者发生5起1次死亡3人以上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事故的市(州)政府应向省政府作出检查。
　　第十九条　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政府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或者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同级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工会等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事故调查工作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完成并由调查组提出调查报告;遇有特殊情况的，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90日。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依照本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的意见。
　　省政府自特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提交之日起30日内，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市(州)政府自重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提交之日起30日内，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必要时，省政府可以对重大安全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决定。
　　处理决定作出后，发生事故的市(州)、县(市、区)政府及省、市(州)、县(市、区)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组织落实。
　　第二十条　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各级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2010年7月1日，“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讽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1]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更好的深入学习理解《若干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正确运用和掌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认识该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关系，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笔者以浅学之见，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探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西结合”

　　（一）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美国民权运动，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逢勃发展的民权运动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在民权运动的政治形势推动下，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中确立了对非法证 据予以排除的规则。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论基础，源自于人权保障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3]

　　就人权保障理论言，美国审判的马普案正是顺应当时民权运动的形势，考虑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极为不满，进而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以判例法的方式确立人权保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之所以要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强化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以体现人权保护与尊重的宪法原则。如果允许或放任非法证据的存在，将直接冲击我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及“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宗旨。

　　就正当程序言，司法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公正。[4]公正乃公平与正义之总称，而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且实体公正要以程序公正作保障。正是基于程序的重要性，所以有专家学者形象的认为“司法程序是一条司法正义的生产线”。[5]只要这条生产线在任何环节出点问题，生产出来的司法产品就可能是次品或劣质品，就可能发生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 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服刑11年后“被害人”奇迹般出现。这一冤案的发生就在于公安侦查中非法取证，检察机关运用非法证据提起公诉，法院将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导致的恶果。[6]历史的教训引人深思。

　　（二）实践探索

　　美国1961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排除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而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即警察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所获得之证据。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能够作为排除规则救济对象的通常是以下四项宪法权利，即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邦宪法第 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未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利。[7]该规则产生之后，迅速由英美法系传入大陆法系国家，由西方传入东方，成为全球刑事诉讼文明之标志。

　　这一规则对我国影响深远，事实上已得到我国法律界的认同，且实际影响着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我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方面，都在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作用。我国1986年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其中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尽管当时尚处于“严打”高潮之中，我国立法机关仍具有接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倾向。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在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即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04年9月6日高法、高检、公安部发布《关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09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法院合作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究，为“两院三部”《若干规定》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试点）参考，推动了《若干规定》的出台。这一系列的立法与司法探索，最终促进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二、标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理想定位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已在该法的多个条文中明确规定。比如，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表明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标准只能是“证据充分确实”，而不能轻信口供。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明要求。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对人民法院对审理刑事犯罪案件进行判决的证明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第46条没有强调事实清楚，只强调了“证据充分确实”，而之后三条在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各自履行职责时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依笔者理解，事实与证据乃同一性质的两个法律术语，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所谓事实是否清楚，其实就是指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案件事实即很难达到清楚明确的程度。另外，“证据确实、充分”，其实包函了两个证明要求，一个是证据“质”的要求，这是证据最为核心的要求，因为如果证据达不到“确实”的程度，则表明证据存在质量问题，比如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以欺骗等手段获取的证据，在“质”上很难有保障，因此，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就是因为该类证据不符合“质”的要求。另一个是证据“量”的要求，表明任何一个案件都应当有相应数量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如果其一环节的证据出了问题，即可能动摇全案的证据体系。河南赵作海案，双方有矛盾（情敌）得到证实，打斗过程有证据印证，但“尸体”与死者高度不符、且未能查获作案工具，结果闹出了“死者”奇迹般复出的笑话，除其他因素外，证据链条断裂也是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某一证据“质”特好，但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而成为孤证，仍然无法证明案情。因此，质与量的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8]

　　（二）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旨作在排除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何谓“非法证据”？有观点认为，非法证据应从总体上界定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②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③非法证据所衍生之证据排除；④对采取侦查陷阱取得证据的排除；⑤对不合法主体收集或提供的证据排除；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重大利益的非法获取的证据效力（原则上肯定，但 对违法取证者应予相应制裁）。[9]《若干规定》实行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相结合的原则，即对非法言词证据实行绝对排除，其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实物证据（主要指物证书证），其第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很明显，物证书证实行相对排除原则，只要经过证据补强之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非法证据一经排除，即扫除了证据认定与适用的障碍，并进而达致刑事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的根本要求，其具体的含义与要求，有观点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②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③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④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10]上列观点实际已成中国法学界之通说，事实上四个方面无不与非法证据的排除相联系。设若一个案未能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难以达到“案件事实均有必要证据予以证明”之程度，也很难使证据之间及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排除”，更不可能实现“结论的唯一性”，自然难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所以，愚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之保障性规则。如果形容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部电脑，那非法证据规则就如同始终升级的“杀毒软件”，对“电脑”一直起着防护与保障运转的作用。

　　（三）排除规则与“无罪推定”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无罪推定的合理性，表明疑罪状态只能从无，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精神相契合。该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他（被告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的有资格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证”——迅速告知他被指控的性质和原因、给与他相当时间准备辩护及与他的律师联系、受审时间不被无限拖延、出庭自行辩护或由律师为其辩护、要求指定律师辩护、询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其有利的证人出庭、不能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等九项权利。因此，法学理论界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刑事制度的一条“金钱”，是构成整个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之基石。

　　2000年5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中心和美国耶鲁大学法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证据法研讨会上，专门就无罪推定进行了学术研究。美方专家介绍，在美国，无罪推定有三种意义：一是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陪审团的事实审不能因为被告人被拘禁逮捕就得出有罪的结论；三是审判 应当公正，在定罪量刑前对被告人应按无罪之人对待。[11]中方专家对无罪推定在我国研究与适用提出了三层意思：一是只有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某人有罪，此前均应推定为无罪；二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之义务；三是证明有罪之证据必须达到很高的程度：在美国是确信某人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中国则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12]这表明，在无罪推定问题上，中美双方观点相近，且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比较吻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精神实质上分析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共性之处，均力求保障人权，均旨在通过刑事诉讼使有罪之人得以制裁，使无罪之人或者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免受刑事追究。都含有不能刑讯逼供、被告人不得自证有罪、举证责任应由控诉方承担等相关精神和内容。二者有所区别的地方仅为适用前提与时段不完全相同。排除规则只能在存在非法证据的前提下方有用武之地，而无罪推定只能在定案证据不足、案件事实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排除规则一般只能在法庭审判时适用，而无罪推定既可在审判前适用（如刑诉法第12条规定），也可以在审判时适用（如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但必须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始终直接贯彻和体现无罪推定原则 ，在判除掉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可实现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

　　三、适用：刑事审判实务中须把握的几个问题

　　在笔者从事刑事审判近20年中，尽管以前我国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刑事诉讼实践中涉及非法证据的情形却比较常见，尤其是被告人当庭辩称、以曾被刑讯逼供作为翻供理由的现象更为普遍。当然，在缺乏法律规范且无排除规则指引的情况下，法官对被告人的辩解往往简单从事，或要求被告人提供证据证明，一旦没有证据即作当庭驳回；或将问题转移给公诉人，只要公诉人表明该辩解不足取信，法官便给予当庭驳回；或在被告人要求警察出庭时警察不予理采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举证不能而否定其辩解理由。这些现象，尤其在“严打”之中相当突出，以致一些刑事案件由于采证失误导致错判。现在，既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又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出规则，这就从总体上构建起被告人合法权利与正当诉讼权益的保障体系，促进了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发展水平。但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不久，法官群体还有一个适应过程，更兼传统审判方式的深远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广大法官认真学习领会排除规则的基本原理、原则适用方法、正确施行于个案之中，并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学习理解排除规则和坚持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过程，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创新刑事辩护制度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所设计的刑事辩护制度，是实行被告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人帮助辩护相结合的双重辩护机制。但现实往往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司法现状表明刑事诉讼的双重辩护机制运行并不理想。一方面，再善言的被告人难以在法庭上对阵深谙法律的公诉人；另一方面，作为一般公民的辩护人比被告人自己强不了多少，[13]而作为律师的辩护人在刑案总量上出庭辩护不足一半。这就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双重辩护机制，在弱小私权与强大公权的对衡中处于无力与无助状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构建和强化律师辩护制度，即凡有被告人出庭受审，就必须有律师出庭辩护，而且，律师辩护尚须提前介入，应当突破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由公诉期间介入提前到侦查期间责介入，实行全程法律帮助制度。在我国，只有律师辩护制度之强化，才可能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利。

　　（二）证人出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