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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99号


　　《辽宁省锁具修理业管理规定》业经2006年12月12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张文岳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一条 为加强锁具修理业管理，规范锁具修理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身财产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锁具修理，是指锁具修理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的锁具安装、修配、技术开启等经营服务活动。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锁具修理业的治安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劳动保障以及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工作。
　　第五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可以依法建立锁具修理业行业协会，实行自律管理。
　　第六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必须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并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锁具修理活动。
　　禁止无照经营以及超范围经营。
　　第七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当地县级公安机关办理备案。
　　备案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
　　（二）从业人员居民身份证（外地从业人员同时提供公安机关发放的暂住证）；
　　（三）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从业人员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的证明材料。
　　公安机关应当在备案时提取锁具修理从业人员的指纹、掌纹等信息，并对备案的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实行统一编号。
　　第八条 锁具修理从业人员应当取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禁止锁具修理经营者招用不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锁具修理活动。
　　第九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
　　（二）拒绝提供可能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的锁具修理服务，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
　　（三）为消费者保守秘密。
　　第十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提供锁具修理服务时，应当查验消费者的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并填写由公安机关统一印制的《锁具修理登记三联单》，由消费者签字，一联交消费者，一联定期交公安机关备案，一联留存备查。
　　第十一条 锁具修理从业人员上门提供锁具修理服务时，应当向消费者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或者复印件），并佩戴由公安机关统一制发的《锁具修理服务卡》。
　　开启居民住宅门锁时，必须有邻居、社区工作人员在场，或者要求消费者说明房间内主要物品及其摆放位置。开启后，发现情况不符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开启银行金库、机动车锁具、机关企事业单位门锁前，必须通知“110”报警服务台，予以登记备案。
　　第十二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提供锁具修理服务应当依法开具发票。
　　第十三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得为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的锁具修理经营者提供锁具修理广告服务，寻呼台、查询台不得为其提供寻呼、查询服务。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锁具修理业协会，通过设立公益广告以及其他方式，向消费者提供锁具修理服务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楼道、户外及公共场所书写、张贴、悬挂锁具修理广告。
　　第十五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改变名称（字号）、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经营场所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并于变更登记之日起15日内到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查处，并对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从事锁具修理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十五条规定，不办理备案手续或者备案变更手续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3000元罚款。
　　第十九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锁具修理活动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锁具修理经营者限期对有关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再上岗，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不查验消费者有效身份证件或者不按规定填写《锁具修理三联单》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锁具修理经营者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锁具修理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上门服务时不履行规定程序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锁具修理经营者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提供锁具修理服务未依法开具发票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为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的锁具修理经营者提供锁具广告服务或者查询服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在楼道、户外及公共场所书写、张贴、悬挂锁具修理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城市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锁具修理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在从事锁具修理过程中给消费者及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锁具修理业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取得营业执照的锁具修理经营者，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3个月内到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按照本规定第十八条处理。
　　本规定施行前已经从事锁具修理的人员，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取得职业资格证书；逾期未取得资格证书仍从事锁具修理活动的，按照本规定第十九条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不能犯学说
---- 兼论《澳门刑法典》关于不能犯未遂的规定

赵国强


关键词: 绝对不能犯；相对不能犯；未遂；法益；危险性
内容提要: 关于不能犯的性质，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素有未遂行为说和非罪行为说之分。关于不能犯的概念，未遂行为说又可分为广义的不能犯未遂和狭义的不能犯未遂，前者包括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后者则仅指绝对不能犯未遂；而非罪行为说中的不能犯，则相当于绝对不能犯未遂。通过评析，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绝对不能犯未遂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不能犯未遂。区分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应当在行为人认识的基础上，以经验法则去判断行为人的行为对法益是否具有现实的危险性。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不能犯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从立法上看，不少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典总则，都对不能犯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德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瑞士刑法典》、《韩国刑法典》、《葡萄牙刑法典》等，都有关于不能犯的规定。《澳门刑法典》受《葡萄牙刑法典》的影响也不例外。根据《澳门刑法典》第22条第3款的规定，“行为人采用之方法系明显不能者，或犯罪既遂所必要具备之对象不存在者，犯罪未遂不予处罚”，这一规定讲的就是不能犯问题。但是，应当指出，鉴于不能犯问题的复杂性，要正确把握《澳门刑法典》总则第22条第3款关于不能犯未遂的规定，必须对大陆法系刑法中有关不能犯的基本理论，尤其是不能犯性质的学说及其立法有所了解，否则不可能正确掌握和解释《澳门刑法典》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一、关于不能犯性质的两种学说

　 不能犯的性质，涉及不能犯与犯罪未遂之间的关系问题。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围绕着不能犯究竟是不是犯罪未遂，不能犯和一般的犯罪未遂是否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区别的标准又是什么等问题，在理论上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从目前理论界的讨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以德国学者为主的未遂行为说和以日本学者为主的非罪行为说两种学说。

　 （一）未遂行为说

　 1．未遂行为说的理论依据

　 所谓未遂行为说，顾名思义，就是将不能犯看成是犯罪未遂的一种形态，该说的理论依据主要建立在主观说的基础之上。因为在犯罪未遂的处罚依据问题上，主观说强调的是行为人对法秩序的敌对意识，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的危险性，故认为犯罪未遂的本质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敌视法秩序的犯罪意识。正是根据这种主观理论，“特定的已实行的行为在造成特定的结果方面，要么只能是能犯未遂，要么只能是不能犯未遂，也就是说，要么有因果关系，要么没有因果关系，而不存在或多或少的因果关系。缺少客观构成要件的未遂的本质特征，存在于行为人的意志的体现上；而行为人这种意志的体现以同样的方式也存在于所谓的不能犯未遂中”。{1}这一认定犯罪未遂本质特征的主观理论在19世纪后半叶得到了德国法院的“完全赞同”。{2}因此，德国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是根据主观说理论，将不能犯划人犯罪未遂的范畴；这样，在理论上，不能犯就成为犯罪未遂的一种表现形式，学者们通常在表述时也将不能犯称之为不能犯未遂；在立法上，《德国刑法典》第23条第3款则将不能犯明确作为犯罪未遂加以规定。除《德国刑法典》外，对不能犯采用未遂行为说的立法例还包括瑞士、葡萄牙、韩国等国家的刑法典。

　 2．未遂行为说的处罚原则

　 即便对不能犯采未遂行为说，对不能犯未遂是否可罚，学者之间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立法例。

　 (1)区别说。该观点认为，不能犯未遂尽管属于犯罪未遂的范畴，但是否可罚必须有所区别。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费尔巴哈认为，只有具有危险性的未遂行为，才应得到处罚；为此，他将不能犯未遂分为两类，即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绝对不能犯未遂是指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对法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危险性的不能犯未遂，如费尔巴哈认为，行为人用“想象的毒药”下毒杀人，或者将死人当活人加以杀害的未遂，就属于绝对不能犯未遂，因该类不能犯未遂对法益不具有任何危险性。而相对不能犯未遂是指实行行为虽在当时具体情况下不可能实现行为人预期的目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却足以实现行为人预期的目的，也就是对法益具有危险性的不能犯未遂，如用已损坏的手枪杀人构成的不能犯未遂，向穿有防弹衣的仇人开枪构成的不能犯未遂，因都对法益具有危险性，故属于相对不能犯未遂。在此分类基础上，费尔巴哈作了区别对待，他认为，应受处罚的是相对不能犯未遂，而绝对不能犯未遂不应予以处罚。

　 在立法上，有的国家的刑法典对不能犯未遂的处罚采用了区别说。例如，根据《韩国刑法典》第27条规定，“因实行的手段或者对象错误，致使结果不可能发生，如果存在危险性，仍予处罚，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定所指的不能犯未遂显指对法益具有危险性的相对不能犯未遂；言外之意，如果对法益不具有危险性，不能犯未遂就不属于处罚的对象，而这种不属于处罚对象的不能犯未遂，也就是指绝对不能犯未遂。可见，《韩国刑法典》关于不能犯未遂的处罚规定，实际上是采用了区别说：对绝对不能犯未遂不予处罚，对相对不能犯未遂则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2)不可罚说。该观点与区别说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认定不能犯未遂的概念不同。因为在区别说看来，不管是绝对不能犯未遂还是相对不能犯未遂，都属于不能犯未遂，只不过前者是不可罚的，而后者是可罚的。但在不可罚说看来，不能犯未遂只能是指对法益不具有任何危险性的绝对不能犯未遂，对法益具有危险性的相对不能犯未遂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不能犯未遂；这样，不可罚说就将相对不能犯未遂排除在不能犯未遂的概念之外。正因为持不可罚说的学者对不能犯未遂的概念作了严格限定，排除了相对不能犯未遂，所以其才对不能犯未遂采用了不可罚说，实际上也就是认同区别说关于不处罚绝对不能犯未遂的观点。

　 在立法上，有的国家的刑法典对不能犯未遂明确规定不予处罚。例如，根据《葡萄牙刑法典》总则第23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采用的方法为明显不能的，或成立犯罪既遂所必须具备的对象不存在的，犯罪未遂不予处罚”。{3}毫无疑问，《葡萄牙刑法典》因对不能犯未遂采用了不可罚说的立场，所以，如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葡萄牙刑法典》第23条第3款所讲的不能犯未遂，只能是指对法益不具有任何危险性的绝对不能犯未遂，而并不包括对法益具有危险性的相对不能犯未遂；否则，如果认为对相对不能犯未遂也是不予处罚的，则显然有悖于立法原意以及大陆法系基本的刑法理论。

　 (3)可罚说。该观点认为，不能犯未遂既然属于犯罪未遂的范畴，那就应当具有可罚性，其可罚性的依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危险性。可见，对不能犯未遂采可罚说的理论依据还是主观说理论。当然，这里所讲的可罚性只是针对不能犯未遂的性质而言，而非一定要处罚；但即便是对不能犯未遂的行为人免除刑罚，也没有改变不能犯未遂的可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不能犯未遂采可罚说的前提下，理论上所指的不能犯未遂概念究竟是包括了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还是只包括绝对不能犯未遂而不包括相对不能犯未遂，学者的解释也是不同的。从立法上看，主要包括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立法例。

　 ①广义说。所谓广义说，是指将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都纳入不能犯未遂的概念范围内，即将其全部视为不能犯未遂，然后再以对法益有无危险性为标准，对两种不能犯未遂分别规定不同的处罚原则。例如，根据《瑞士刑法典》第23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实施重罪或轻罪的方法或对象事实上不可能使犯罪行为实施终了的，法官以自由裁量减轻处罚”；该条第2款又规定，“行为人因无知而行为的，法官可免除其刑罚”。笔者认为，从该条两款的关系考察，第1款应当是指相对不能犯未遂，因尽管对法益具有危险性，但毕竟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达至犯罪既遂，所以规定减轻刑罚；而第2款指的是“因无知”而构成的绝对不能犯未遂，因此类不能犯未遂对法益不具有危险性，所以规定对其免除刑罚。

　 ②狭义说。所谓狭义说，就是指仅仅将绝对不能犯未遂纳入不能犯未遂的概念范围之内，从而在不能犯未遂概念中排除了相对不能犯未遂，并对绝对不能犯未遂采减轻或免除刑罚的立场。采狭义说立法例的如《德国刑法典》。因为根据《德国刑法典》第23条第3款关于不能犯未遂的规定，只有当行为人出于严重无知而对行为对象和手段认识错误的情况下，才构成不能犯未遂，对不能犯未遂可免除刑罚或酌量减轻刑罚。很显然，同上述《瑞士刑法典》所说的“无知”一样，所谓“严重的无知”，就是指“对众所周知的原因关联的十分荒唐的想法，例如是认为可以用吓唬人的玩具手枪击落飞机。行为人在这里发生的错误，必须是对每个具有一般经验知识的人而言都是一看就知的”。 {4}学者的解释表明，因“严重的无知”而构成的不能犯未遂，实际上就是指对法益不具有任何危险性的绝对不能犯未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关于划分绝对不能犯未遂和相对不能犯未遂标准的争论，虽然“一百多年前就已逐渐放弃对这两者加以区别—但这并不能阻止立法者再次将这种差异规定在第23条第3款里，该条里所指的，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犯罪的未遂”。{5}由此可见，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只有对法益“根本”不具有危险性的绝对不能犯未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能犯未遂；反之，对法益有危险性的相对不能犯未遂，即使客观上不可能既遂，也不属于《德国刑法典》第23条第3款所指的不能犯未遂。

　 （二）非罪行为说

　 非罪行为说在日本刑法理论界是一种主流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该学说认为，未遂犯与不能犯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未遂犯属可罚的行为，而不能犯属不可罚的行为；所以，区分未遂犯和不能犯，其实质就是区分罪与非罪，由此就形成了不能犯的非罪行为说，即不能犯不属于可罚的犯罪未遂行为，而是一种不可罚的非罪行为。如有日本学者认为，“不能犯没有处罚的必要，不成为未遂犯。有见解把不能犯的本质解释为不可罚的未遂，但是，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可罚的未遂并不仅限于不能犯的情形。应该认为，不能犯的本质是缺乏实现犯罪的危险性的行为”。更有日本学者认为，“在行为人的主观上即使以实行某种犯罪的意思实施行为，但行为的性质上完全不能发生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时，由于不能说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不成为未遂犯。这样的行为叫不能犯。在德国虽然称为‘不能未遂’，但由于从开始就是没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不成为未遂的行为，因而称为不能未遂是不确切的措辞”。{6}基于此，日本学者在解释不能犯时，通常不会使用不能犯未遂的表述，而是强调不能犯与未遂犯的区别标准，而这种标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行为对法益有无现实危险性展开的，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危险说。

　 1．抽象的危险说

　 该说以行为人认识的情况为基础，然后根据社会上一般人的认识来判断行为人预期进行的犯罪计划在客观上是否有实现犯罪的可能，即是否对法秩序具有抽象的危险。如果一般人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有可能实现犯罪意图的，就成立未遂犯；反之，没有可能实现犯罪的，就成立不能犯。例如，误将白糖当毒药投毒杀人，或投下的毒药剂量不足的杀人，就成立未遂犯。但是，如果行为人认为白糖本身能毒死人，或以为用诅咒等迷信方法能致人于死而杀人的，就成立不能犯。

　 2．具体的危险说